在我国现代文坛上，理论家兼作家型的“两栖”文学名家是不乏其人的，诸如鲁迅、郭沫若、朱自清、闻一多、茅盾、臧克家、何其芳、陈荒煤、王蒙等，然而更多的情况是有人宜于成为多有建树的理论家，有人宜于成为作品等身的作家，二者很难兼而有之。而林非先生可以说是这“两栖”人物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他以其学术理论专著《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鲁迅小说论稿》、《鲁迅与中国文化》、《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中国现代散文史稿》、《散文论》、《散文的使命》、《治学沉思录》、《文学研究入门》、《散文新论》等和文学作品集《访美归来》、《林非散文选》、《林非游记选》、《令人神往》、《中外文化名人印象记》、《读书心态录》、《鲁迅传》、《离别》等已经出版的20余部著作，充分体现了他“学者兼作家”型的“两栖”文学家的杰出身份，成为享誉当代中外文坛的名人，被敬仰、崇拜他的莘莘学子们誉之为“林非现象”。当他在学术理论研究园地里耕耘时，他是一位博学多识、深邃睿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当他纵马驰骋于散文艺术创作天地时，他又是一位才华横溢、激情满怀的作家。 林非是一位深受中国古代文化陶冶和现代革命思想与文化精华滋养的学者与作家，他的成长道路并不是始终洒满了五彩缤纷的锦练和鲜花。1931年他出生于长江下游的江苏省海门县的一个临近大海的小城镇，在整个旧中国的苦难氛围中，他的家庭也同时趋于衰落。少年时，他经历了日本侵华随父母逃亡客住的苦难。母亲的聪颖、贤淑、多才和家庭生活苦闷凄伤的不幸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阴影，在逃匿生活的刺激和重压下，他度过了沉闷和苦恼的少年时代。1947年夏天，在国民党政权日益腐败和彻底崩溃的前夕，16岁的林非在母亲的抗争和护爱下，背起行囊，告别了古老而闭塞的故乡，来到上海就读于一所高级中学。两年后的1949年2月，他又辗转去了解放区的盐城华中大学学习， 经过三个月废寝忘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之后，他毅然弃学投奔革命队伍，参加到解放战争渡江战役的行军队伍中，辗转到达苏州，从事宣传发动青年和治安缉盗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在调派大批干部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高潮中，他又进入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研究和刊物编辑工作。林非这时正值青春年华、风华正茂之时，然而突然而来的长达10年的“文革”浩劫，又使他颠沛流离，远徙他乡，进“五七干校”，过着荒原放牛、野田劳作的困顿生活。“文革”结束后，他才得以在清明景和的气氛中发奋治学，著书立说，从此过着讲学、培养研究生、写作、思考、交游的安定生活。 尽管林非青少年时期走的是一条求索、奋进、困顿的坎坷之路，但这对他来说又是一条充实、深沉、丰盈和幸运的人生之路。几十年来，他始终是一个孜孜不倦、博闻强记、勤奋思考、耽于博学的“读书迷”。少年时，为逃避生活的刺激和苦恼，他常常躲在自己家里阅读那些已保存得“破旧不堪的《古文观止》”（注：林非：《我的散文历程》，《文学评论家》，1991年第5期。），从“《左传》、 《国策》和《史记》开始，直至唐、宋、明、清的不少佳篇”，“从《三国演义》到鲁迅的《呐喊》，他都读得如醉如痴”（注：林非：《我的散文历程》，《文学评论家》，1991年第5期。）。青年时代， 在复旦大学国文系读书时，他更是嗜书成瘾，广泛涉猎，从《诗经》和《楚辞》读到赵树理的小说，从《伊利亚特》读到聂鲁达的诗篇（注：林非：《读书记历》，见《离别》，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从《诗品》和《文心雕龙》读到周扬的论文，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读到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注：林非：《读书记历》，见《离别》，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读起，一直读到康德和黑格尔、尼采和柏格森、马克思和列宁”（注：林非：《读书记历》，见《离别》，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读过“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注：林非：《读书记历》，见《离别》，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他“几乎每天都夜以继日地读书、写笔记和思索有关的疑难问题”（注：林非：《读书记历》，见《离别》，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复旦大学就读期间，成为他第一个“读书破万卷”的时期，人类灿烂文化的宝库，打开了他的眼界，启迪了他的心灵，唤醒了他深藏在内心中的审美情趣，也奠定了他毕生的治学道路。在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和编辑工作后，为了摸索文学论文的写作规律，他“曾浏览过《二十四史》，翻阅了大量关于音乐、绘画、美学和哲学方面的书籍，写下了不少读书笔记”（注：林非：《治学沉思录·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在“大跃进”之后的困难时期，饥肠辘辘的林非依旧以充沛的精力，“专心致志地从读书中获得难以形容的欢乐”（注：林非：《读书记历》，见《离别》，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成为他第二个“读书破万卷”的时期。（林非自称这段艰难困苦的读书生涯为“奇异的旅程”）这时期他先后研读了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从这三部典籍中，他具体地把握了中国古代的种种典章、制度和文献材料，这又为他从事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