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1904—1986）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也是最典型的延安文人。 1936年1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保安的一间大窑洞里，马灯昏暗，气氛热烈。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出席了欢迎丁玲的晚会。丁玲兴奋极了，她觉得“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末无所顾虑、欢乐满怀的第一次在那末多的领导同志们面前讲话。我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末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 当时的保安城是个小镇，地方不大，住房又少，拥挤得很。主席和副主席也只各住了一间窑洞。丁玲在这个革命的家庭里总共只住了12天。她与长征到此的成仿吾、李伯钊等人筹备“中国文艺协会”，并于11月22日召开成立大会，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等参加并讲演。共产党机关油印刊物《红色中华》特辟“红中副刊”作为文艺阵地。丁玲在保安享受到特殊的待遇：她一一走进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等领导人的窑洞拜访做客。 “丁玲，你打算作什么呀？”毛泽东在同乡故旧面前用更道地的湖南腔问丁玲。 “当红军！”丁玲不无骄傲地回答。只有当红军，才能彻底告别过去，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只要当红军，就能缩短与眼前人物的距离。 “好呀！还赶得上，可能还有最后一仗，跟着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方去吧？”毛泽东也很高兴。 总参谋部在物资供给很困难的情况下，送给她一匹跛足的老马和一个饲养员，还派来一名12岁的勤务兵。丁玲就这样上了陇东前线。不久，毛泽东通过军用电报发给丁玲一首欢迎词《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丁玲是个有着火一样性情的新式女性。她浓眉大眼，秉赋特高；嘴唇含着刚毅倔强，一只丰腴的鼻子遮没了灵气，却沉于心理感受；加上一副壮健的身材，给予她行动冒险的力量。她渴望着燃烧，期待着热烈的生活，敢恨敢爱，恨之以滚滚的浓烟，爱之以七彩的火焰。“世代为官的豪门望族”的高贵，就掩藏在她自信自尊的敢言敢行，敢做敢当，我行我素之中。早在中学时代为反抗封建婚姻，她离开了湘西那个象《红楼梦》中贾府一般的家，“作为一个流放的叛徒，到上海去”。20年代莎菲式的苦闷阴鸷，到30年代已变成上街游行、写标语、贴墙报、散传单、飞行集会等革命行动。她后来回忆说：“我虽然缺乏社会经验，但在原则问题上却好争、好斗。‘协会’（著作界抗敌协会，引者注）讨论问题时，我总是要举手发言，发表我们‘左联’的见解，……即使‘协会’的其他成员不同意，我还是坚持己见，他们认为我太厉害了。”她不愿坐在家里写文章，也不满足于只是写几篇文章。1931年丈夫胡也频遇害后，她在沈从文的仗义护送下，将不满周岁的孩子送回湖南常德老家，三天后又转身返回上海。“我不敢在家里久住，深怕我的感情在无法控制的时候，流露出真情。”她向地下党组织要求去苏区，在实际斗争中释放心中的苦痛。但党组织安排她留在上海编辑《北斗》杂志，她只能接受任务。“实际我心中成天装着一盆火，只想找人发泄！” 1933年5月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 秘密地从上海押解到南京软禁起来。她试图越狱，又尝试自杀，更为自己与冯达之间“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的同居关系，并导致怀孕、生育而懊悔不已。外间舆论谣言四起。“我真象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怀着一颗饿狼般的心，只想吃人！”到1936年5月她才得以抽身暂时离开南京到北平， 遇到曹靖华时表示： 我一定要找到党。如果找不到党，我即使能暂时住在北平，或别的什么地方，我仍是一个黑人，不能有什么活动，也无法向人民表白心意，说我自己要说的话。 尔后，她又悄悄地到上海，胡风帮她一步步与共产党组织联系。在早已预定好的俭德公寓的一间房子里，“进门一坐下来，我不由得先开口说道：‘这简直是到了天堂’”。这是精神理想的天堂，不是说一般物质世界。第三天她见到冯雪峰——一个与自己“曾有过热烈的爱情”，参加长征后由陕北被派到上海领导文化界工作的共产党人。 看到他我第一个感觉是他变了。怎么变了，变在什么地方，我说不清楚，也不可能细想下去；我只顾自己说话。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并不是说到什么伤心的地方才哭的，好象这眼泪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准备了三年的时间，堵塞在我胸中、眼中已经三年了，三年来随时都想找一个地方把它全部倾泻出来。我已经忍无可忍，呵！我该流一次眼泪了。于是我尽情地哭了起来了。我以为我会得着满腔同情和无比安慰，然而我只听到一声冷峻的问话。雪峰说道：“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受罪？你应该想到，有许许多多人都同你一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同你一道，一样受着罪咧。”这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此时此刻，我唯一希望的是同情，是安慰，他却给了一盆冷水。（丁玲：《魍魉世界》） 她更感到委屈了。几经周折，她痛下决心，坚决要求到陕北。她将希望再寄托于新的环境，新的社会，新的人与事。况且在陕北的红军队伍中，林伯渠是她的表兄，毛泽东也可以算是她的故交——当初在长沙周南女子中学时，丁玲与杨开慧同校；学潮中她们得到毛润之（泽东）的支持，又一起转到岳云中学，开湖南男女同校之风气。她深信着，她准备着去拥抱陕北那片新的天地，新的人生！ 1936年10月底，丁玲从西安到保安的途中，在洛川停留一天。她剪短了头发，穿上久已神往的灰布军衣，以土坑为马背，跳上跳下，咯咯地笑个不停，练习着骑马的技术要领。头发是女人的骄傲。剪短头发是一种心理的象征，她渴望着从此后永远告别那龌龊魍魉的世界，进入到一个新天地，获得一种新人生。上陇东前线，组织“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过军事化、半军事化的生活，所有生活的苦楚，在不断的动作中遗忘。她体会到激流中与风浪搏斗，“这快乐是站在两岸的人不能得到的，是不参加战斗，不在惊涛骇浪中去搏斗，不在死的边沿上去取得生的胜利的人无从领略到的。只有在不断的战斗中，才会感到生的意义，生命的存在，才会感到青春在身体内燃烧，才会感到光明和愉快呵！”（丁玲《战斗是享受》）“脑筋越来越简单，一到了宿营地，就只想怎么快点洗脚吃饭，因为要睡得很呵！”（丁玲《到前线去》）1939年丁玲对斯诺夫人说：“来这儿以前，我总是睡不着，可是现在睡得很香甜，也变胖了。简朴的生活好。”莎菲的浪漫气息已成枯死在书页间的昨日黄花，此间的丁玲，：“她是一个使你想起乔治·桑和乔治利亚特那些别的伟大女作家的女子——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生活是能改变人的，尤其能改变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再过三、四年，到1944年夏天，赵超构先生见到的丁玲，“她大眼、浓眉、粗糙的皮肤、矮胖的身材、灰色的军服，声音洪亮，‘有一点象女人’”。“她豪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烟抽得很密，大口的吸进，大口的吐出，似乎有意显示她的豪放气质”。生活改变着丁玲，然而丁玲又毕竟是丁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