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4月，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中介绍了两位女性作家， 一位是“几乎谁都知道的冰心女士”，另一位就是“几乎谁都不知道的白薇女士”。 白薇初登文坛，便以其鲜明的创作风格，赢得了人们的注目，使人们自然将她与冰心相提并论。其实，白薇与冰心，一个是浸透了血泪的苦薇草，一个是衣食无忧的天之娇女，她们走上文坛道路的因缘，相差得何其遥远。当得天独厚的女大学生冰心被五四运动震上文坛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小说的时候，白薇正在东京街头流浪，寻找着饭店门口招雇女佣的广告，寻找着聊以充饥的野荠菜。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她只能用红薯果腹。白薇这个名字，按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空寂又奇穷的薇草”，“含尽了女子无穷无尽的悲凉”（注：白舒荣、何由：《白薇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白薇身世之坎坷，在那个时代的女作家中也是少有的。父亲的无情、夫家的虐待、恋人的背叛、贫病的折磨，种种独特的经历，造就了白薇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和追求独立自由的鲜明个性，这一点在她的生活与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白薇的强烈的反抗情绪。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而发出的疾声呐喊，引起鲁迅先生的共鸣，也因此受到鲁迅先生的器重。鲁迅先生在他自己所主编的《奔流》杂志的创刊号和第二、第四期上，连载了白薇的剧作《打出幽灵塔》。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树立起白薇文学创作道路的里程碑。从此，一个过去“几乎谁也不知道的白薇”，成了“文坛上的第一流人物”（注：白舒荣：《一个热情、痛苦、坚强的灵魂——白薇》，《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白薇的与众不同，在于她那戏剧般坎坷的经历，在于她作品中掩不住的强烈的反抗情绪，与一般的女作家相比，她的风格更加热烈、粗犷、悲壮、奇诡。在同时代的女作家中，白薇的作品并不算特别出众，但她的作品很真实，真实得足以打动每一个读者的心扉。她的作品写出了只有她才能写的东西。对此，许多作家都作出了精当的评价。著名作家阿英曾经作过这样的评论：“在今日以前的女性作家中，无论是创作家、诗人、散文家以及戏剧作者，一般地看来，在意识形态方面，在反抗精神方面，在革命情绪方面，白薇是最发展的一个。”（注：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页。 ）孟悦、戴锦华评论说：“她总算以自己的笔、血泪和生命，在现代文学史上划出了一道性别鲜明的印迹。”（注：白舒荣、何由：《白薇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作家安娥也说：“白薇这个痛苦的名字，将来绝不会从正义的文艺史，革命的妇运史上把她抹掉。”（注：白舒荣：《一个热情、痛苦、坚强的灵魂——白薇》、《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一 同“五四”时期走在时代前列的新女性一样，白薇是一个典型的“叛逆的父亲的女儿”。她是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纲常伦理这一压迫／反抗的关系式中确立起自己的人生坐标的。 在白薇早年的成长过程中，有两个人对她的思想影响很深。 白薇心底反抗的火种，最初的播撒者是她的祖母。这位当年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女战士曾经横刀立马反抗过封建专制的清王朝。祖母奇特的人生经历成为她最珍贵的回忆。 另一位是白薇的父亲黄达人。这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极其矛盾的人，他既是一个革命新潮的追随者，又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守护神；是他把白薇带进理想的王国，也是他把白薇推进了可怕的人间地狱。 白薇从父亲那里了解了秋瑾等辛亥革命诸烈士的壮烈事迹，在情感上引起了自然的共鸣。每当她读到这些英雄的事迹，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她敬慕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女革命家罗兰夫人，凭想象画了张罗兰夫人白衣就刑图，贴在壁上，每天虔诚地凭吊。 祖母的思想启蒙和父亲的言传身教，使白薇培养出一种勇敢向上、蔑视传统的叛逆精神。 但是随着白薇渐渐长大，潜藏在白薇父亲思想深处的封建意识显现了出来。眼看着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兄弟和邻居欢快地去求学，白薇也产生了学习的迫切愿望。但是，当时社会依然盛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因此，尽管白薇一再争取，还是很难取得与同龄人一样的上学权利。直到她13岁时才为自己争得了一份进学校读书的权利。 然而好景不长。白薇刚满16岁，还来不及做一回豆蔻年华的好梦迎接新生活的时候，残酷的包办婚姻就要把她逼进如狼似虎的婆家。在这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面前，白薇显示出与生俱来的反抗精神。她不甘于命运的摆布，与父母亲说理求情，她甚至痛苦地跪在父亲的面前，含泪请求：“爸爸，我无论如何不嫁，我要读书”。白薇得到的却是使她完全失望的回答：“我们礼教世家，你要听父母的话。”就是这样一个受过革命风潮洗礼的父亲，挥舞着封建礼教的钢鞭，绳捆索绑，将女儿送进了十八层地狱。白薇欲求无人，欲告无门。她无望而又不屈地反抗着，拒绝出嫁，拒绝成亲，因此，她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迹斑斑。面对如此可怕的虐待，白薇没有屈服，在一个狂风呼啸的深夜里，她带着身上仅有的六元钱东渡日本，开始了艰难的新生活。 白薇出逃到日本后，给她的父亲写过一封信。信中写道：“母亲把女儿做第一道人情，订了婚，你就附和着做第二道人情嫁出去，而且是那样逼迫她、悲惨地嫁出去，演着人生鲜有的悲剧。你的良心忍吗？害得一窝儿女在痛苦里煎熬，以你一个革命者，何以做出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来！？在你们是及早把女儿嫁了，完成任务。在女儿是比卖到妓院还遭殃。这些苦痛，你的眼光都看不到吗？如果看得到，而忍心一做再做，只管你们的人情做得厚，不管女儿怎样痛苦、悲哀、凄惨，生或死，或浮沉在生死线上，那惨痛苦堪的岁月，等于把女儿赐死。难道凡是你们生出的女儿，你们就有权利杀死吗？死，没有比断送于无穷尽的苦痛里还可怕啊！……”（注：白舒荣、何由：《白薇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在这封信里，我们仿佛看到了白薇颤抖的身影、听到她的悲愤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