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对地域小说来说,仅写出地域的外在风貌特色,奇异独特的风俗习尚,是不能成其为大气象的。只有在时代发展中,努力去开掘特定的地域人心,写出构成特定时代地域文化特色的人的精神、灵魂和人格,也就是说,要去发掘民族文化精神的时代性地域性表现,思考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对于人的精神影响,并进而努力去开启能照亮人类心智的紧随时代发展的灵光。这样的作品,其主题内涵的开发,方能进入较高的精神文化品位。 无疑,有志于从事地域小说创作的写作人,不管是深入历史,还是审视现实,大都能以上述要求来作为自己的写作目标,以此去显示小说独到的精神文化追求。尤其是当这种独特视角的文化选择,一旦成为当代写作人有意为之的一种小说的精神意蕴的指向的时候,他们的笔触显然早已不满足于仅仅局限在对于政治、经济等社会文化学层面的思考,而常常是自觉去尝试从文化哲学、生命哲学,或人本哲学等新视角去观察和把握生活,创作中已明显地渗透着写作人自身的哲学观念和美学理想。正是这种特定内涵归向的文化开掘,使得新时期(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地域小说,较之以往的乡土小说、都市文化小说、市井风俗小说等在审美追求上有可能进入到一个更为深广的审美领域。 那么,作为我国地域小说中一种特定文体形态的吴越小说,其所包容的精神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吴越小说家又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心态去开掘、思索和表达这些精神文化主题的呢?笔者以为,要而言之,当代吴越小说的精神文化主题开掘,主要是侧重在反映这一方域由古老的农业文明向先进的现代文明转化、融合、蜕变过程之中的种种人生情状,以及对于这种生存状态从各个角度的审视和反思。一些假托历史之作,其实也是从一种新的特定的立场对吴越文化传统的一种回视和审察。其中所透发的精神意蕴,常常是在对于理想家园的怀恋和追索,对于传统演化的情感态度,和对于人格精神的自度自审之中得以曲折地传递出来。这是一种通过写作人之笔的曲折传递,因而,在发掘、思索和评价吴越民人的人生情状和精神归趋之时,也流露出吴越写作人自身的精神归向和文化心态。 一 在家园怀恋中追索理想人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特定地域环境和文化传统之中成长起来的本土之子,对自己的故乡总怀有一种牵扯不断的依恋之情,尤其是当他们离乡背井寄居他乡,故乡之地就更是他们心中最值得挂怀之处。当然,这种怀恋,除了对乡土风情习尚的记忆外,更主要的还是无法忘怀故土的人情,以及由人情、风情、风光、习俗等所构筑起来的特殊的精神文化氛围。 在这样的文化情感背景之中去考察吴越小说创作中的一些怀想家园之作,我们看到的也就是与上面的表述大致相似的情况。 汪曾祺在小说集《孤蒲深处》一书中所收进的一批所谓“高邮系列”的“怀乡”小说,大都成文于80年代初期以及以后一段时间。当时,新时期文学尚沉浸于一片浓浓的“伤痕”“反思”和“改革”文学氛围之中,而这批小说却透过对于高邮乡镇旧事的记忆,以一种恬淡平静、和谐温馨的“田园牧歌式”的抒情笔法,和“天国仙境般”的梦幻情调,抒发着他所追索的一种空灵闲适、清新超脱的儒雅境界和浸透着东方灵性之气的健康人性。虽然,乍一看来,这些作品和同期文学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似呈现着一定的离心倾向。但是,就在这样一种以雅致、灵动的笔触而艺术地写出家乡生活的往日情韵中,寄寓着作者对于人生和情操美好的理想追求。透过这些小说还可以进一步看到,作为长期生活在京都大城市的汪曾祺是把故乡民人那种淡泊自然超脱功利的生活境界,视为自己所要追索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的。可见,与城市文化相比,他还是比较愿意亲近故乡的那种特定形态的乡村民俗文化。而这种对于农业文明的依恋和认同,其实,也正是曲折地反映出了他对于喧嚣的快速变化着的城市文化的不适应和自觉逃离的倾向。再进一步看,这种倾向的出现,也可以看成是地域文化的历史积淀对作家的精神气质内在结构进行规约的一种表现。 “矮凳桥系列”是林斤澜在80年代回温州家乡探亲之后,记叙对故乡的印象、感觉的一组系列小说。从作品看,林斤澜感兴趣的显然并不在故乡现实的改革生活,而是情有独钟地发掘家乡生活中特有的种种情韵,写他在重游家乡时所发现的乡情和乡趣。正如有论者所说,在这一系列中,作者是以“情趣”取代了主题。这在《溪鳗》等小说的描写中是有着明显表露的。 如果说,汪曾祺和林斤澜在他们的怀乡之作中,主要是通过家乡民间文化的再现,来传达他们所追寻的理想人生的话,那么,在叶文玲的小说《长塘镇风情》和《浪漫的黄昏》等作品中,虽然也都是她思乡恋乡意绪的一种结集,也均不同程度地流露出了她对于家乡社会民俗文化形态的认同和赞美,但在具体描写中,叶文玲则努力将时代气息和整个社会衍变的信息,融入到她的怀乡题材之中,借乡情的抒发,乡风的描绘,把家乡之地的人文精神作为她人生理想的一种参照,从而去完成她的求善、求美、务实的主题旨归。因此,在她的小说中,表现出了较强的现实功利性和理性思维色彩。但是,和汪、林两位共同的是,叶文玲所要寻觅的理想人生,依然没有跳出对于家乡乡镇生活中的一些美好的记忆,她在衡量真善美时所选择的标尺,仍然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精神要义。从小说中可以看到,她虽然有着要走出乡土而去寻求新的理想人生的热情和愿望,可是,她显然是并不习惯于都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