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1977年3月12 日回答法国《新观察》专访时曾经这样说：“我认为知识分子……正在抛弃他们过去的预言家功能。”他说自己梦想着，“会有那么一位摆脱了自明与全能的知识分子，他努力在时代的惯性和约束网中探查并指明弱点、出路与关键联系。他不断更换位置，既不知明天的立场也不去限定今后的想法，因为他对现状的关切超过一切”（注：转引自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第147页。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9月版。）。这正是他眼中的知识分子在现实中的状态。 历史发展和现实的冷酷在于，福柯描绘的不但在西方是现实，而且在中国，也不幸而言中。知识分子有着天然的探究自身本性的特点，而将自我对象化到艺术中，在文学中表现与作家行当有“近亲”关系的人文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当前文学中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空前增多。 笔者的意图在于，由新时期之初和近几年一些描写知识分子小说意蕴的变化，构勒出知识分子形象由神圣崇高到狂欢和自我放逐的轨迹，最终总结出其中悄悄变动着的历史观。在探寻悄悄变动的历史观时，必要的说明在于，艺术描写的初衷与艺术作品所获得的最终效果往往是相悖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在发生变化，对其中寓含着的历史观的变化，小说家却并不一定有自觉意识。 一、知识分子形象的变异轨迹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人物形象是知识分子心理内容发生变化的活的轨迹。这个变化轨迹大致可作如下描绘：由社会和人民的代言人转变为个体意志的体现者，由追求崇高和神圣到追求欲望，放纵欲望乃至自我放逐。 新时期之初张贤亮的《缘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蒙的《在伊犁》系列，丛维熙的《雪落黄河静无声》，谌容的《散淡的人》等作品中，知识分子固然是作为极“左”路线的受害者，作为历史的人质，有着说不尽的苦难和委屈，但他们的苦难和委屈都是有价值的法码，那是可让他们崇高，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责任感，他们洁身自好的品质更加彰然的东西。谌容的《散淡的人》中的杨子丰等学贯中西的学者们，他们散淡无为逍遥自在的外表下掩盖着真实的内心世界。那其中闪烁着中国式的智慧，中国式的哲理意味和辩证法，这是将历史造成巨大痛苦压抑在心底以后的策略性表现，是以表面的散淡掩饰他们对未来对事业的执著，杨子丰们是赤诚的，他们以散淡保护自己，留得青山在，企盼着那伸张正义、施展自己才能的一天。骨子里是积极向上和投入的。 近年来小说家又一次将审美视线投向知识分子，但艺术表现已面目迥异。在此我想提到的作家有李洱、格非、邱华栋、徐坤、池莉等小说家。李洱在新时期不能算作一位极有成就的小说家。他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他是以一种迥然有别于他人的视角进入知识分子叙事空间的。他的目的是“观察那些有缺陷的事物”（注：谢有顺：《李洱或缄默的大多数》，原载《作家报》1998年1月22日。）， 他对那些无事的真实和细节特别感兴趣。他笔下的知识分子们的知识仅仅是一副外壳，用来装点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在这外壳下他们将自己的心灵出卖给了欲望，出卖给了日常生活。或者说，庸俗的日常性注销了他们存在的尊严。他的这种艺术思考始于发表于《收获》1993年4期的中篇《导师死了》。 我以为，导师死了寓意着知识分子传统地奉为圭臬的神圣和崇高，为人民和社会代言的身份已经消失，统一的价值规范和准则也不再存在。后来，在李洱的笔下，知识分子就彻底地放逐了自我，他们或者为自己制造悬念的爱情故事（《悬铃木枝条上的爱情》），或者帮助老同学追求他的一位女学生（《玻璃》），或者摘下知识分子的尊严面具，深夜去图书馆当偷书贼，还要冠冕堂皇“好书放在这里也是浪费，还是让他们发挥作用吧。”（《夜游图书馆》）……知识分子在前所未有地追逐欢乐，哪怕是短暂的表面的稍纵即逝的，并且要把那欢乐发挥到极致。知识分子从精神上回到了生物。徐坤对知识分子的自在放纵，他们的嬉笑怒骂、逢场作戏的描写，更是以她特定的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加入近年来的总体描写中。池莉的新近发表的中篇小说《来来往往》等虽然没有像徐坤那样泼辣幽默，她还有一层含蓄和蕴藉，但也透出知识分子自我放逐的艺术倾向。 对知识分子形象上述变异轨迹的描绘只是就其发展的主流而言。其实，即便在明显的变异中，也有一些小说家在循着自己的轨迹写作。这里不能不提到杨绛和宗璞两位老作家。杨绛始终表现为对一切文学思潮和艺术追求的超越姿态，而秉承着自己始终如一的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艺术处理。她的小说和散文是可以互相映衬的。她的散文集《干校六记》把知识分子描写得散淡、平易，那令其他小说家散文家感到不堪忍受的精神痛苦被她很轻松地化解了。这缘于她在《将饮茶》中所表白的，知识分子乃至一切人都当穿上“隐身衣”，这隐身衣的料子是卑微，穿上隐身衣就能“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而长篇小说《洗澡》则写出了作为人的知识分子难以改变的人性。“洗澡”可以洗去表面的污垢，但那些无形的、灵魂深处的污垢能洗去吗？杨绛用她创造的人物形象作了否定性回答。另一位女作家宗璞，自幼生活在书香门第之家，她对知识分子一往情深。固然，她也曾极富现代意味地提出过“我是谁”的问题（小说《我是谁》），但更多的是描写知识分子细腻、优雅的感情，他们善良正直的品性，她笔下知识分子的这种总体特征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小说。《收获》1993年5 期她的短篇小说《朱颜长好》中，珍视爱情和友谊，善良温和的知识分子向我们走来。她对知识分子来自心底的爱戴依然如故。 二、知识分子形象轨迹发生变化的潜话语及其历史观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历史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批判的历史中，一切事情自然都完全不是这样报道的，批判的历史认为，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不是经验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而仅仅是寓于‘这些东西里面’的‘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103～104页。）列宁在发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一思想时指出：“随着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列宁又说：“马克思最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注：高尔泰：《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转引自《新华文摘》1985年6期。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民历史作用的论述的另一面是，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只能依附于某一阶级。他们对群众的代言和启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他们所代之言、他们用以启蒙的理论和思想，并不是他们自己可以随心所欲的。他们的一切属于观念性的东西都是历史给予他们的，都是他们所从属于其中的阶级给予的，质言之，是人民创造的。因此任何把知识分子独立于人民之外，把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看作与人民的历史创造、与历史发展无关而且可以随心所欲的见解，都或多或少带有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色彩。以往小说中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和代言，他们的矜持、高于民众的身份描写，对他们对个人欲望和属于个人的不可让渡的自由和权力的放弃的描写等，其深层次的含义恰是过分肯定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而有些忽视人民创造历史的规律。文学表现和作为理论形态的历史观之间有着饶有趣味的复杂关系：作家的初衷可能是要表现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责任感，但却在艺术描写中因过于执著于那使命感责任感而散发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气息。而在艺术中较为准确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状态和地位的作家那里，也许他们的创作状态是非常散淡的，没有什么外在的功利性目的。而后一种情形主要指的是当下。“我不能没有别人，不能成为没有别人的自我，我应在他人身上找到自我，在我身上发现别人。”“大家一起经由对话掌握意义与自我。”（注：转引自赵一凡：《欧美新学赏析》第6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9月版。）在现在也许比其它任何时候都更加是如此。知识分子天性对外在世界和自我认识的精神要求，势必让他们创造一个“他者”，在对象中来认识和把握自我。那么知识分子形象的创造就是他们把握和认识自身的最好对象。可以说，知识分子形象创造的背后有潜话语，对这些潜在符码的解读，会发现一些更多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