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后期，小说不再热衷于形式技巧的探索和沉溺于历史故事的讲述，而是把视点投向了现实的社会问题，形成了一股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的这种新变在评论界引起了巨大的喧哗，评论界从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艺术表现三个方面作出的价值评判褒贬不一，争论十分激烈。对这场争论有必要进行冷静的反思，有必要从转型期文学的规律出发来确定价值评判的尺度，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评价和正确地引导当前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 一 现实主义的历史理性就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绘达到对历史的必然要求的揭示。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当代中国必然的也是最佳的选择，毋庸置疑，世纪之交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历史理性就是呼唤走这条改革的道路，问题是，社会转型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改革要求究竟应该怎样表达出来？ 对于历史理性的表达不应该作简单的图解，而应充分认识新生事物的发展规律，对此，马克思有非常精辟的见解，他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个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6页。）他强调社会转型时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出现必然的失败和牺牲，是一种悲剧性的结局。恩格斯从历史发展的矛盾冲突中看到了悲剧的存在，提出了悲剧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著名论断。在悲剧中，“历史的必然要求”没有实现，但是发出了新生事物代替旧事物的信号，这种悖反的表现形式具有更加惊心动魄的感人力量，突出、强化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具有很强的真实性，诚如胡适在《文学进化论与戏剧改良》中所说的那样：“只有悲剧意识才是医治我们中国那种说谎作伪、思想浅薄的文学的绝圣妙药，才能发生各种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醒的文学。”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悲剧，苏联十月革命后卢那察尔斯基在《论文学》中曾提出，社会主义的悲剧“不仅能够存在，而且应该存在。”“新时代的悲剧家要描写新世界的诞生的苦难。”老舍在《论悲剧》一文中也肯定了社会主义时期悲剧存在的必然性。具体到当前而言，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也是一场革故鼎新的伟大的社会转型，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转型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是作为悲剧出现的。 当前的现实主义小说所展示的正是改革的艰难，历史的必然要求没有能够实现。在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中教师的工资发不出，派出所经费紧张，作为镇党委书记的孔太平为钱的事左右为难。在李佩甫的《学习微笑》中，企业濒临绝境，翘首企盼的外商投资最终化为了泡影。谈歌的《大厂》中，退休工人、原劳动模范章荣身患重病，却坚决不住院，也是考虑到厂里经济困难才作出这种牺牲的。在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张大民体验到的是生活的艰辛。改革使他失去了晋升的机会，更令人心痛的是失去了工作，背着暖壶叫卖所得的收入甚微。作为集体来说也没有走出困难的重围，而是在艰难的泥坑里越陷越深。在肖克凡的《最后一座工厂》中群众选举产生的厂长江有礼无能为力，连自己的命运也难以把握，作为工厂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大厂》中的吕建国和贺玉梅作为大厂的厂长和党委书记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企业前途未卜。《乡关何处》中的张厂长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污腐化，作者不禁产生了这样的忧思：张厂长承包了厂子，谁又来承包这些厂长的行为方式？当前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普通群众没有走上生活富足的康庄大道，那些厂长经理、书记镇长等基层的改革者也不是什么救世主，倒是“无数英雄竞折腰”，改革之舟在沉重的现实中搁浅，没有按照历史的必然要求去直接描写改革的巨大成功，而是正视严酷的现实，体现了作家的一种深沉的悲剧意识。 当前现实主义小说的历史理性得益于作家对转型期现实生活的深刻体察。何申自称：“我想对于写现实题材的作家来说，重要的就是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我主要得益于生活中滚。”“我当过六年文化局长，这个期间我把那个地区的乡镇都跑了一遍。”（注：见《武汉晚报》1997年1月7日。）李佩甫称《学习微笑》中的人和事就是自己回家探望病中的父亲时在医院里所见到的。这些作家并没有停留在现实生活的表层，而是将对生活素材的把握上升到一种自觉的理性认识，李佩甫在《学习微笑》的创作谈中说：“改革开放就全国、就整体来说，是经济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繁荣，是社会的富裕和进步。但对某些企业和工厂，对部分人，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作家创作的着眼点就是这种“相反的情况”，通过描写改革的艰难甚至失败来表达对改革的深情呼唤，历史理性就这样曲折而又强烈地表现了出来。 对当前现实主义小说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把这类相当平庸的人物当作“当代英雄”推到我们的面前，那么，我们要求这些作家以历史理性的“光束”投射现实，就完全是一种奢望了，这些人物的塑造比起乔光朴来说是一个退步（注：童庆炳、陶东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笔者认为这种批评没有准确地把握转型期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理性的尺度，造成了价值上的混乱。改革文学是对改革作出的积极迅速的反应，乔光朴、李向南这些铁腕人物大刀阔斧进行改革，解决了现实中的诸多困难，使得一个个烂摊子都有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应该说，这种“历史理性”的表达停留在一个浅显的层次上，因为这些人物的塑造是按照政治、社会的要求作出的理想化处理，超越了具体的时代，鲁迅先生在《文艺与革命》中说，用政治口号和招牌来“超时代”，实际上是因为“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这种理想化处理显然疏离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因此，《乔厂长上任记》在评论界被认为是“浪漫主义发出的一种信号”。当前现实主义小说没有像改革文学那样开出医治社会综合症的药方，只是“哀其不幸”，这正是艺术地把握现实的方式，“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454页。）“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 我所说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当前小说对历史理性的表达与现实主义的特质是极其吻合的。 对于当前现实主义小说持肯定态度的人认为：“小说中的人物身上虽没有光环，其言行甚至不无可议可论之处，但在历史深刻的变革的时候，他们却不等、不靠、不空谈、不清议，脚踏实地，一只肩上背负着牺牲，另一只肩又担负起责任，正是在他们身上，更多地寄托着中国未来的希望。 ”（注：王力平《为“新现实主义”一辩》， 《文论报》1998年10月29日。）按照这种思路作出的分析，未能正视作品中反映的种种问题，有意回避了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历史必然要求的不可能实现”，努力地从灰色的生活中找亮点，企图从中发现体现改革成功的人物形象，这种分析脱离了小说文本，阐释和论辩缺乏说服力，历史理性也未能得到鲜明准确的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