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于1917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毫无疑问是以新诗的反传统为起始的，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新诗人们拥有非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欢呼着来自海外的诗歌精神与诗歌理念，五四文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假如没有海外文学思潮的冲击，没有对海外现代文学思想资源的借鉴，中国新文学运动是不可能取得如此丰硕果实的。自然而然五四文学的弄潮儿们对西方文化是持一种欢迎姿态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对传统文化中的诗歌传统已变得相当模糊，态度也变得相当反叛，原因之一固然是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学养缺乏，另一方面却与当时的时代风尚有关，因为五四文学的美学精神表现为青春冲动，“感情是我的指南，冲动是我的风”（徐志摩语），其表现便是对传统的彻底反叛。影响所及，在当时的青年人中间传统一语已经是落伍甚至就是反动的，引进海外先进的、新潮的、相对陌生的诗歌写作手法与表现方式对于五四中人的情感表达是最合适的。青春、年轻、冲动、单纯是五四新文学能够取得前无古人成绩的最好凭据。一定程度上说，五四文学的成就与五四作家们对传统的反叛不无关联。这可以说已经是学界的一种共识。然而共识却并非就一定完全正确。五四文学成绩的取得固然与反叛的性格有关，却与传统文化资源尤其是传统诗歌资源的优秀部分有关。更何况所谓传统一语本身即是一个外延与内涵都十分模糊的概念，传统并非就是保守，传统也绝非就等同于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反观中国文学史，文学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变革与前进，每一次文体的革新与进步都深深体现了传统变革的激进的一面。而中国新诗成就的取得，中国新诗成就中最杰出的诗作却都是“化传统”化得最成功、最彻底、真正将中西精神完美结合的作品。而在当时那场沸沸扬扬的文学运动中，诗人们却很少有时间和精力来静心研究中国的传统诗歌资源。今天当我们将研究的视域投向那个纷纭不已的时代，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当时的诗歌创作主体时，我们便会发现当时的诗人群体内心的彷徨与苦闷，同时也会在更高层次与更加客观的立场上来对当时的诗歌主体的理论取向与作诗策略做出较客观的阐释。这样，我们便会理解昔日的诗人群体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难得舍弃也难得归依。新的评价与阐说由此产生。 众所周知，我们的社会科学界一直存在着语义模糊的弊端，某种概念或术语在此一学科是这样的特指，而在另一学科却是另一种特指，相同的概念在多种学科中间互相转借、互相渗透，这样便出现了概念的模糊与语义的混乱，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不必要的混乱与争论。即以传统一词来讲，在历史学科中的内涵与外延相对来说算是动态的固定，但在文学界这一术语却包含着多种语义与阐释的可能性。我们习惯上讲的五四文学的反传统特性就是一项指向并不明确的术语，真正意义上说五四文学所反对的文学传统，应该是清末民初的文学体式与格局，与中国文学史的整体传统却远非是一回事。 文学的变革当然首先是语言的变革，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如此，历史上的历届文学变革也莫不如此。先秦散文、汉代歌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等，每一次文学盛况的到来首先都是从语言改革入手的。所以说五四文学运动的开端——文字革新也不能就笼统地说是反传统的，即使是反传统究其实也不过是对清末民初文学弊端的反动。而在更广阔的视域来观照这一现象，五四文学也应该算是文学改革传统的一部分，是中国文学变革史上尤其光彩的一页。 事实上，五四文学从一开始就与中国文学传统息息相关，胡适说：“我认定了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我那时的主张颇受了读宋诗的影响，所以说要须作诗如作文，又反对镂琢粉饰的诗。”（注：胡适：《逼上梁山》，《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对胡适的诗歌主张与诗歌实践的正确性与成就的评估并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我们的兴趣点在于他作为五四新诗的提倡者与身体力行者而对中国传统诗学与诗艺的态度。我们可以想像胡适《尝试集》给当时的文坛造成的冲击与震撼，胡适以一种全新的语言叙述方式、陌生的诗歌表述语言、真诚直观的诗歌倾述理念、大胆的情感裸呈给已经习惯旧体格律的读者开辟了新的欣赏天空，同时也标示出中国新诗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路径。然而也就在这一过程之中，胡适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代文学巨子的宏阔眼光与深远的理论视野。显然，他的诗歌创新并非是海外的仙果，而是“有根”的，是立足于深厚中国文化土壤的借助了外国诗歌形式的产物。 毫无疑问，胡适是中国“白话诗人”第一人，我们从他的《尝试集》里不难看出其中的矛盾，亦不难看出他借鉴中国优秀传统诗词而又“化”得十分艰难的心路历程。因此，人们在《尝试集》里发现为数不少的旧体诗词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他的早期旧体诗中古体又占了多数，表现出“重古风，轻律诗”，追求“散文化”的倾向，但这时期的所谓“作诗如作文”之“文”，仅仅是指“古文”，胡适的试验也就没有超出宋诗与“诗界革命”的范围。在《去国集》的一部分诗及《尝试集》第一编、第二编《关不住了》以前的诗作，胡适的尝试重点是“以白话入诗”，仍然不能摆脱旧诗词语音模式与文法结构法则的支配与制约。即使是深受美国文化熏陶的胡适在作诗之初也时时受着中国诗歌传统的影响与制约，其他的诗人对待中国传统诗歌资源的“口非而心是”的态度便可以想见了。因此之故，有人称胡适的《尝试集》是“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的桥梁”（注：康林：《〈尝试集〉的艺术史价值》，《文学评论》，1990（4）。），的是确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