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新时期女性主义小说探索的理论前提 1.男性话语与女性话语的差异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话语即男性话语与女性话语，他们（她们）在观察的角度、选取的题材、表达的主题、塑造的人物、叙述的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从感官上看，男人善于写“世”，女人善于抒“情”；男人讲“生存”之道，女人描“生命”之真。更根本的是，在男性构建的话语谱系中，不可避免地保留着男性生活的历史积淀，即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的历史地位和文化角色。当男性作家把他的生存体验转化为艺术的存在方式时，文学就成为男人解读世界的文本。 女性写作不同，一般而言，女性写作不着重于展示波澜壮阔的生活情景和宏远深邃的历史意识。女性写作更多的是一种感性化的诗性写作，更弥散化与意绪化。她们从历史的、现实的场景中抽身返回，回到对生命、对自然的本真体悟上去，以自己的身体与经验作为审美感知的原点。当女性作家以一种隐喻的诗性语言表达生命，她们不仅保存了生命的灿烂感性，而且使生命的体验得到了审美的提升与超越。 女性写作的“生命化”也有其历史、文化、社会的根源。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性的历史是被压抑、扭曲、物化的历史。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为女人的。”女人在强大的男权文化的统治与遮蔽中，也逐渐地将这种外在的强制性规定内在化、心理化，从而心甘情愿地扮演社会为她规定的角色。女性主义小说的探索，就在于纠正历史地形成的这种带有深刻文化烙印的性别歧视与女性的自我屏蔽。 2.当代女性主义小说探索的必要性 尽管从80年代以来，文学流派和风格不断花样翻新，然而男权意识却无根本改变。从80年代中期首先以突破“性”禁区的描写和寻求“人权”（或曰“男权”）的勇气而备受瞩目的张贤亮的《唯物主义启示录》，到90年代有现代《金瓶梅》之称的贾平凹的《废都》，以及被誉为当代“史诗”性的著作《白鹿原》中，习焉不察的男权观念在现代文本中肆意流露。社会形态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男性性别角色的自觉调整，在现代文明和社会变迁的起伏中，男人始终以征服女人而获得自我确认和拯救感。男性通过女性实现自身的价值，而女性只是男性价值的证明，女性因为缺乏独立性而成为性的符号和工具。女性所体现出来的善良、温柔、忠贞不渝、甘愿牺牲与容貌姿色，正标志着传统的男权价值刻度及男权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期望。 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美学思想、文学作品不是在塑造女性，而只是为改造女性。女性是飘浮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最繁荣、美丽而又最空洞的能指，在历史文本的层层遮蔽中，女性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盲点”。女性主义小说正是致力于在文学上为女性重新命名和定义，女性文本的策略在于探索、突破、修正、重构父系家长制为女性设定的屈从角色，从而建设属于自己的人文世界。 二、女性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演进 文学史上存在过妇女写作的阵容，但历史决定了女性是在男权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许多女作家也只关注父权制度设定的主题、视角和风格，她们的写作也一直被诠释为男性的话语。因而，女作家写作不等于女性写作。真正的女性文学是女作家以鲜明的女性意识观照和表现女性生存本相的文学作品。女性的自我言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实践”，其自身就带有“革命性”。 女性文学在肩负“反抗”与“自我发现”这两重重任下行走得太艰难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在近一个世纪的风雨中经历了崛起——消失——复苏这样一个漫长而又坎坷的路程。女性对自己作为人的主体性探寻，大体上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强调男女平等到强调男女的对立，到言说性别的差异性；从女性群体到多元化的女性个体；从社会历史政治的角度到文化性别角度；从不自觉的感性层面到自觉的理性层面这样一系列的发展与变化。 1.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消失 女性的觉醒始于认识到在抽象的“人”的掩盖下男人和女人事实上的不平等，始于女人追求和探寻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五四”新文化思想启蒙的精神成果是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现代女作家群：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凌叔华等，宣告了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已不再缄默无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庐隐），“做一个与男儿并驾齐驱的女子汉”（白薇），“五四”女作家在“首先我是一个人，和你一样的一个人”的娜拉言说的影响下，开始了女性对于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理想的群体性觉醒。这时，她们对于人的思考是基于获得经济的独立、政治的权力，由做奴隶的奴隶而获得做人的自由。 建国后，妇女解放更多的是表现在外在的社会组织形式方面，而没有落实在女性意识的深处。十七年是一个忽略性别的年代，从表面上看，女性已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但实质上，她们仍没有走出男权文化的藩篱。 2.新时期女性意识的朦胧的复苏 新时期使淹没在男权话语中的女性意识重新“浮出历史地表”。新时期女性自我认识的思想起点，是在“男女都一样”与“男女不一样”之间无所适从的迷乱中，是女人做一个独立完整的人的理想与男人对女人的要求发生了错位。在张洁、谌容、张辛欣等女作家的作品中始终存在着灵与肉、爱情与婚姻的分离和女性“雄化”的尴尬。新时期女性文学所表现的女性的惶惑，是现代女性告别传统角色时的艰难选择，也是对“女人”这一具有深厚文化蕴涵的传统的产物，在如此巨大的历史变革中所发生的感情与心理危机的敏锐体现。但传统的社会学解读并未将新时期女性作家开始复苏的女性意识，放于女性文化背景中加以审视。尽管新时期女性作家对于性别意识的思索仅限于经验层面，缺乏文化的自觉，但她在对“同一地平线”的质疑和“我在哪儿错过了你”的诘问及寻求精神拯救的“方舟”的途中，开启了后新时期女性作家性别意识的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