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君和陈白露，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两个女性解放失败的典型，前者被称为“回到家庭中的娜拉”，后者被称为“堕落的娜拉”。至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女性价值观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女性生存情结问题，一直被某种道德观念若隐若现地束缚着，要打开这个理论上的禁区，首先需要改变观念，也需要回顾一些历史的话题。 1923年12月，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作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注：《鲁迅全集·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 ）。鲁迅指出，娜拉出走之后，如果不能在社会上取得经济独立自主权，不能独立生活，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堕落，一条是回来。1925年，鲁迅在小说《伤逝》中，用子君追求婚恋自由终于失败的故事，较早地揭示了女性解放道路上出现的坎坷和倒退现象。1936年，曹禺在著名话剧《日出》中，塑造出一个高级交际花陈白露的形象，又从另一个角度，丰富证实了鲁迅提出的“堕落”、“回来”理论的正确性。大师们的理论和作品，对现代文学和女性文学形象的研究，一直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由于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过于复杂，女性解放的道路上充满了崎岖和痛苦，光使用一种现成的理论模式来套评和分析女性文学作品，在今天看来就显得单调而不适用了。因为即使在子君和陈白露这类的女性文学形象中，也包含着现代女性走上解放道路时，所遇到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女性的生存情结问题。这些女性，在走上初期的反抗道路的同时，首先必须学会怎样自己养活自己，怎样在社会上取得经济独立的自主权，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女性悲剧性格，引发出来的复杂多变的女性心理意识，往往比她们的悲剧故事结局更加引人注目，更能透视出旧时代的中国妇女在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所处的真实地位。如果我们把研究视点集中到这方面来，对早期女性文学形象，就会得出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看法。 一、女性解放道路上的天然怪圈——无奈的人身依附 “回到家庭中的娜拉”曾经是子君的代名词，子君之所以遭到涓生的抛弃，回到她反叛过的父权家庭，被折磨而死，从表现上看，是她性格上缺少像涓生一样寻求新生活的勇气，而把自己的追求目标，全部放在当好家庭主妇上面。当这个小家庭的吃饭生计问题发生危机、负担全家经济收入的涓生不得不下决心毁掉“爱巢”的时候，子君便成为这个破裂家庭的牺牲品。实质上，子君的悲剧是因为她没有能力在社会上取得经济独立的自主权，从父亲的家庭到涓生的家庭，她都依附于男人，靠男人的供养来生活，一旦这所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屋倒塌下来，首先毁灭的当然就是她自己。 从男性方面来说，涓生抛弃了子君，虽然也有寻求新路和自我超脱的一面，实际上同样隐含着一个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失业了，没有经济收入来源，投出去的稿子又不被采用，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生活困境。小说虽然没有明写涓生不愿意再养活子君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感觉到，如果经济条件稍微好一些，涓生做出抛弃子君的决定，可能会更迟缓一些，至少不会那样坚决地把子君推向绝路。 由此可见，鲁迅在讲述一个青年婚恋故事的同时，也透露出另外一种社会生活信息，即对“五四”时期的青年一代在社会上所处的经济地位问题，进行了深切的反思。青年是最富于革命激情的，他们往往是一些社会先进思潮的追随者和代表人物。但当这种思潮结束时，他们的理想和幻想，也会在社会现实面前被碰得粉碎，留下的只是像诗一样的独白和叹息，子君和涓生走过的正是这样一条理想破灭的道路。同时，青年一代又因为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一旦在生活上失去了短暂的支撑能力，就会陷入比精神上的失落更加严重的打击。对涓生来说，支撑一个小家庭的开支，显然要比餬住自己的一张嘴要困难得多，可以说，他是在经济上不堪负重的情况下，做出毁灭这个小家庭的决定的。鲁迅在《伤逝》中，不仅揭示了“五四”青年在精神素质、心灵差异方面产生的悲剧，而且写出了他们在社会上挣扎奋斗，最后不得不败下阵来的经济能力低下的悲剧。 青年一代中的男性涓生，尚且不能冲破社会为他们设置的经济生活的网，不能随心所欲地取得经济独立的自主权，那么，完全没有取得经济独立自主权的女性子君，也就更谈不上去进行更高层次的反抗斗争。在“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男女两性同时享有经济独立的自主权，是知识女性应该使用的反封建斗争的双重武器，而子君却完全没有睁开她的第二只眼睛，当她在追求婚恋自由方面的斗争遭到失败时，她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到男权社会的再一次伤害，终于走进了女性解放的死胡同里。 从理论上说，20年代旧中国的社会环境对女性取得经济独立自主权的压迫，决不比古代社会更轻松些。然而时代变迁了，在20年代，也有一部分先锋女性，成功地踏上了社会解放斗争和经济解放斗争的道路。尽管这种女性为数不多，但她们的人生道路和斗争结果都表明，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女性不但可以获得人格自由和婚姻自由，还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劳动换取一定的经济收入，取得或部分地取得经济独立的自主权。如20年代活跃在文坛上的女作家丁玲等，不但赢得了爱情的自由和幸福，而且还能够靠写文章挣稿费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至于40年代的女作家张爱玲，还能用稿费资助别人的生活。在其他社会行业中，为经济独立自主权而奋斗的女性也颇有人在。离开知识分子的生活圈子，考察一下下层市民阶级中的女性，她们因为没有文化，社会地位更加悲惨，但在争取女性的生存权力和经济独立自主权力方面，则表现出比知识分子更加顽强的意志和乐观精神。由于出身低下，这些女性天生就养成了为每天能吃饱一顿饭而抗争的性格，如郁达夫笔下的20年代的上海烟厂女工陈二妹，许地山描写的在京城里以拣破纸为生的女人春桃等。她们的劳动，虽然最多只能维持生存，甚至常常饿肚子，但从社会效果来衡量，这些下层女性通过劳动，确实取得了自己的经济独立自主权。事实证明，只要女性的自身觉悟和求生意识提高到一定程度，无论社会为女性提供的经济生存的空间多么狭窄，多么可怜，女性都有可能在困境中找到一条出路，相对地取得自己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的自身素质、生存欲望和抗争精神，又是决定女性能不能坚持斗争，能不能取得经济独立自主权的关键因素。而子君的悲剧，就在于她一直到死，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究竟缺少什么，失去了什么，没有觉悟到自己应该和涓生们一样，去争取女性的经济独立自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