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利用西方包含了“民主”与“科学”思想的种种先进学说，作为思考问题的武器和尺度，对于统治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的传统文化，进行价值的重估。这种价值的重估，也就是对于旧制度旧文化鲜明的批判精神。 由于这种文化批判精神触动了传统文化思想的根本，倡导者采取的又是一种激进的姿态，在它的进行中，必然引起代表维护旧有文化传统的势力和以温和的姿态力求变革的人们的抵触，于是新文化的倡导者就面对两种力量进行的抗争：一种是同来自维护一切传统制度和文化势力之间的新与旧的斗争，一种是同来自主张社会变革的新思潮而力持温和态度势力之间的激进与保守的斗争。 这些思想的对立和论争，虽大都属于文化性质，但有些又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斗争，国家思想文化发展的道路，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其中如，1915年9月至1917年，《新青年》的陈独秀、吴虞等人， 与康有为及孔教会势力关于孔子之道和是否立孔教为国教问题的论争，在学理争论之外，主要是属于反对复辟帝制的政治斗争；1918年前后，陈独秀与《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之间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这里涉及对于传统儒学不同估价的争论；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在“林蔡斗争”的白话文与文言文争论中，围绕维护或者反对孔孟道德的论争；1992年前后，关于白话文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问题新文学提倡者们与“学衡”派的论争；“五四”时期及其后，新文学倡导者和提倡写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作家们与代表通俗文学鸳鸯蝴蝶派文人们之间的争论……，虽然时间有先后，内容也各不相同，但是这些论争的文化实质，还是要不要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思想作改革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价值标准，反对旧道德与旧文化。 陈独秀撰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说得很清楚。在当时社会上非难《新青年》杂志的，有两种人。第一是爱护本杂志的，“他们对于本志的主张，原有几分赞成；唯看见本志上偶然指斥那世界公认的废物，便不必细说理由，措辞又未装出绅士的腔调，恐怕本志在社会上灭了信用。”对于这种反对，“是应该感谢他们的好意”。第二种人，是对于《新青年》杂志的主张根本上立于反对的地位。“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状。”但是，对于这两大“罪状”我们供认不讳。《新青年》就是因为提倡民主和科学这两大思想精神，进行启蒙活动的。而启蒙本身把旧有的文化作为自己破毁的对象，这就是自然的事情了。“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他们向旧道德与旧文化的挑战，表现了文化复兴期先驱者们特有的清醒与激进的批判精神。没有这种鲜明的批判精神和激进的变革姿态，也就没有了“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灵魂。这种批判，在“五四”这样的关系中国生死存亡的历史大转折时期，对于推动社会前进和现代性思潮的勃兴，是非常必要的选择。“五四”的对于封建主义尖锐的文化批判精神所包含的丰富蕴涵，到今天仍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 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类的文化的发展，当然不可能总是靠着破坏性比较大的激进主义的革命性批判前进。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灾难之后，在社会与文化的变革中，人们目睹了文化专制主义和毁灭人才的形形色色的“革命”，厌倦了那种摧枯拉朽的“彻底”的方式，开始接近和赞同以温和的方式，进行蜕旧变新的改革。在激烈过后的冷静中，对于过去发生的新与旧、激进与温和的争论，经过许多反思，给予论争中的政治或文化保守主义，进行了新的认识和评价，看到了他们自身思考和在论争中中和互补的意义价值，对于这些问题，现在和将来还要进行再认识。 正是基于这种合乎人情和理性的要求，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再次出现了一个对于“五四”启蒙运动进行反思和认识的思潮。这个思潮涉及了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各个领域。情况很复杂。一方面，“超越五四”这本来是历史要求和学术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人们向前发展的正常欲望，但是在一些人那里，实际上却成为丢掉“五四”某些宝贵东西的一个非常热门的口号。一方面，反思“五四”中产生了许多重新评价“五四”启蒙运动和有关新旧论争的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中，有的表现了研究者严密求实的科学精神。其特点就是：以一种新的视点，真正回到历史的原生态场景，对于历史发生的文化现象，进行清晰的梳理，作出不同于过去流行的理论判断。例如，王元化先生的《杜亚泉与东西文化论争》（见《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就是我读到的一篇非常富于说理的文章。这篇文章，对于“五四”前后发生于《新青年》和《东方杂志》上陈独秀与杜亚泉等人之间的那场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进行了“心平气和的再认识，再评价”。文章中以丰富的史料，对于陈独秀反对杜亚泉提倡的东西文化调和论得失的剖析，关于陈独秀在驳钱智修批判工具理性观点时表现的弱点的讨论，对于杜亚泉倡导的温和渐进理论主张利弊的评述，对于百余年来不断更迭的改革，怎样逐渐形成了越彻底越好的急躁心理的论述，都是充满客观和理性色彩的，具有很强的历史性与现实性。文章的描述，使我们对于在东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中“实开我国文化研究的先河”这样一段鲜为人关注的历史，对于整个“五四”启蒙运动的思考，都获得了一种新的理解和思维的启迪。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以来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反思“五四”的文章，读了之后，常常给我一种冷静的思索和精神上的震撼。他在努力挣脱多年来某种习惯理论的枷锁，使研究者的思想和精神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