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大潮所领略的外国文学影响中,最为显著的莫过于日本文学;而在本世纪初纷呈繁复群雄并立的日本文学中,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又莫过于大名鼎鼎的文坛盟主白桦派。 白桦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如此之大,有着深厚的社会渊源和广阔的历史背景。因为当时日本的外籍管制比较开放,中国人前往日本,不须护照,更不须签证。再加上日本的船票价格十分低廉,仅仅八块光洋即可东渡,这对于经济条件拮据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显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此,一大批在新文化运动中饱受新思潮熏陶而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纷纷东渡日本,寻求新的思想和新的思维空间。鲁迅,刘半农,郁达夫,郭沫若,周恩来,王统照,郑伯奇,这些时代的弄潮儿,都曾有过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同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西学发展如日经天,摧枯拉朽,大有力挫群雄一领风骚之势。这类西方文化思想的普及,对相应闭塞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无疑又有着巨大的魅力。所以,从西学传播的途径考察,日本无异于最好的中介和桥梁。 白桦派对于中国五四文化的影响,当然还有另一层重要的原因,白桦派知识分子群体,大都是朝气蓬勃的大学生,思想民主,最少保守思想也最少民族偏见,对中国人始终保持着亲切友好的态度。例如白桦派的领袖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同五四运动的旗手鲁迅与郭沫若都有着相当亲密的私交,以致于鲁迅先生亲自着手翻译他们的小说,刊登在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文学周报》和《新潮》中,介绍给中国读者。另一位五四运动参加者、创造社的文艺猛将郁达夫先生,则经常同白桦派的同仁们饮酒赋诗,畅谈文艺,他也同样是最早把白桦派的艺术技巧介绍到中国的中介者之一。 众所周知,白桦派创立于1910年4月, 是专收贵族子弟的学习院的一批大学生,创办了一本100余页的文学刊物,封面以远山为背景, 画着几株小白桦树在茁壮成长,以此来显示年青人蓬勃的生命元气和布旧图新的叛逆精神。这一群体由一些才华横溢的文学青年组成,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有岛生马、长与善郎、柳宗悦、正亲町公,一个个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有一番开创新文学的雄心壮志。他们勇敢地反抗当时的文学正宗——自然主义,第一次提出了“为人生的文学”这一洋溢时代激情的口号。其后,白桦派又提出了三大主义,即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人道主义。在这一流派中,武者小路是唯一的理论家,他出身于藤原氏的大贵族世家,却义无反顾地向往平等,崇拜托尔斯泰的平民主义,狂热主张利他爱他,正是在这种青春激情的驱使下,他强调文学的主体是描写下层社会,表现人民的疾苦和社会的悲哀。另一方面,由于白桦派成员全部属于大学生群体,对社会生活接触不多,生活视野相对狭窄,更多地带有知识分子伤秋感春自怨自艾的特色,在这种悲凉的情境感召下,以志贺直哉为代表的主流派,则注重于描写个人私生活,个人感情,时时将个人的经历作为题材,极力突出感情的浅与深,浓与淡,卑鄙与高洁,专注于个人经历与感受的挖掘,并以真情实感来打动读者。这类小说很快在日本风行一时,并被大评论家生田长江命名为私小说。 由于白桦派同中国作家这一层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关系,因而这一派别很快就飘洋过海,介绍到了中国,并对中国的五四文坛产生的巨大的冲击与震撼。其狂飙突进式的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和感情上的强劲穿透力,很快便在饱受思想禁锢之苦的中国文学界得到了呼应与共鸣,因而也就很快地传播到了中国各地。 20世纪初期以白桦派为代表的日本青年文学社团的崛起,犹如一支强烈的兴奋剂,给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骚动的心灵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于是乎,大批知识分子从日本启程回国,开辟自己的文学园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23年,全国兴起大大小小的文学社团有四十多个,出版文学刊物多达五十余种。 五四期间最有号召力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首先亮出了“为人生”的文学旗号,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郑振铎、耿济之、孙伏园、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在《文学研究会发起宣言》中明确指出,“文学反映社会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人生的一般问题。”这类“为人生”的文学宗旨,明显接受了白桦派的影响。更值得一提的是,白桦派斗争的焦点是高高张扬现实主义,猛烈抨击自然主义;而在1922年上半年,文学研究会讨论的主要内容也是如何反对自然主义的问题。其中,周作人、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人,对自然主义的抨击犹为猛烈。他们对“灰色人生”的诅咒,对新旧思想冲突的极大关注,也都明显接受了白桦派的影响。同时,白桦派视野宽阔,力主采用西洋文学全新的技巧,更新死气沉沉的旧文艺,这一思想在文学研究会的创作主张中同样体现得十分鲜明,以致《文学研究会简章》中大书特书说:“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这一主张之所以同白桦派如此契合,正是由于二者都不约而同地受到旧思想压迫。因而共同的境遇和共同的心境,正是中国作家认同白桦派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五四大潮声威显赫的团体创造社,全部由留日学生发起,他们则大大张扬了白桦派的理想主义和个性解放思想。创造社的作家群体注重于自我表现,如创造社的成员郁达夫等人,不仅同白桦派的中坚人物志贺直哉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而且把志贺直哉自我表现思想扩充和发展到了极致。 至于以《新潮》杂志为代表的问题小说和乡土小说,例如罗家伦、王统照、汪敬熙等人,他们注重于反映“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问题”,那种对理想的热望,对人生价值观的憧憬,也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了白桦派的理想化色彩。 总之,白桦派对中国五四时代大潮中涌现的众多文学板块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和最明显的,莫过于促成了两种文学倾向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