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梁启超等“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先驱者对欧美各国文学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做过夸张的描述和不恰当的估价。他们随心所欲地编造了许多诸如“你看以前德国路易十四的时候，那人心风俗不是和中国一样吗？幸亏有一个文人，叫做福禄特尔，做了许多小说戏本，竟把一国的人，从睡梦中唤起来了”（注：梁启超：《劫灰梦传奇·楔子》。）之类的神诗，也就把翻译提到日程上来了。在中国，翻译西方著作自19世纪中叶便已有可考的事实，而严复、夏曾佑发表于1897年的《国闻馆附印说部缘起》和梁启超发表于1898年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为辛亥革命时期颇具规模的翻译活动定下了基调：“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为我所用的原则已经决定了这一时期翻译活动对原著的非忠实态度。 既然对于西方文学经验的总结可以出于随心所欲的编造，那么，我们不难理解翻译的随意性为什么会成为时代风尚。翻译者甚至可以我视原文，自说自话。例如苏曼殊、陈独秀合译的雨果《惨世界》（今译《悲惨世界》）第8回里， 住在巴黎的主人公男德忽然关心起“尚海”（上海）的志士来： 尚海那个地方，曾有许多出名的爱国志士。但是那班志士，我也都见过，不过嘴里说得好，实在没有用处。一天24点钟，没有一分钟把亡国灭种的惨事放在心里，只知道穿些很好看的衣服，坐马车，吃花酒。还有一班，这些游荡的事倒不去做，外面却装着很老成，开个什么书局，什么报馆，口里说的是籍此运动到了经济，才好办利群救国的事，其实也是孽孽为利，不过饱得自己的荷包，真是到了利群救国的事，他还是一毛不拔。哎，这种口是心非的爱国志士，实在比顽固人的罪恶还要大几万倍。这等贱种，我也不屑去见他。 雨果写《悲惨世界》时，上海还没有这种志士，而男德竟预见到了，这真使人哑然发笑。原著已经成了译者手中的橡皮泥，需要什么就捏出什么。 辛亥革命时期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方面的偏差和遗憾，是许多研究者反复指出过的：“不问原作在它本国文坛上的地位，更不问原作在世界文坛上的价值。实在也因为译者大概是些名士派的文人，他们从不想去探索世界文坛上的情形，他们只择他们所爱好的来翻译。即在文字方面，也因要合于本国人的脾胃，完全用意译，大都不能保持原作的神味。”（注：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光明书局，1929年，第341页。 ）就不问原作的地位与价值这一点说，也有极端的事例，如陈冷血在其译著《侠客谈》的“叙言”中写道： 《侠客谈》无小说价值！ 《侠客谈》之命意，无小说价值。何则？甚浅近。 《侠客谈》之立局，无小说价值。何则？甚率直，无趣味。 《侠客谈》之转折，无小说价值。《侠客谈》之文字，无小说价值。何则？甚生硬，无韵，不文不俗，故《侠客谈》全无小说价值。 如此在“叙言”中贬低原著的，在世界翻译史上也属罕见。而这位署“冷血”的译者分明是以满腔热血迷上了外国侠客虚无党，因此专挑这类题材的小说来译，全不管其有价值无价值了。 阿英指出：“如果有人问，晚清的小说，究竟是创作占多数，还是翻译占多数，大概只要约略了解当时的状况的人，总会回答：‘翻译多于创作。’就各方面统计，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二，虽然其间真优秀的并不多。 ”（注：《晚清小说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80页。 ）阿英所编《晚清戏曲小说目》中“翻译之部”共收目628种，证实着这一时期翻译文学的繁荣。然而，严格地说， 这其中大部分很难被称作“翻译”——甚至连“意译”也说不上。因此，也如许多研究者指出过的，这一时期翻译文学的成果大多是着中国装登场的外国故事。这是一个“循华文而失西义”（注：梁启超：《变法通译·论译书》。）的翻译时代。 2 翻译是各民族之间文学交流的主要形式。所有的词典都为“翻译”作了几乎一致的释义：把话语从一种语言变换为另一种语言。 对翻译重要性的强调向来与对文学作品可译性的怀疑相伴随。 人们时常提到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建立的“译事楷模”信、达、雅。其中“信”是最该做到却又是最难做到的，而严复本人的译著竟也充满着偏离原著的发挥。严复提出的“译事楷模”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译坛。有研究者认为“严复的看法无疑受到比他早100 年的泰特的翻译三原则的影响”（注：徐永偀：《论翻译的矛盾统一》，《外语教学与研究》1963年第1期。），甚至将“雅”与泰特勒三原则中的“流畅”相类比。而严复本人对“雅”有着明白的“说法”：“……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他自己便曾为“达”与“雅”的矛盾所困扰。吴汝纶在《与严几道论译西书书》中写道：“来示云：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此诚难事，鄙意以为与其伤洁，无宁失真！”在二者不得不舍其一的权衡中，严复做出了宁伤“达”而守“雅”的选择。 严复所守的“雅”是上古文言的“雅”。很明显，比起原著来，严复更为珍爱自己的文字，他把保持自己文字的风格看得比忠于原著更重要。后来，瞿秋白批评严复“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而鲁迅则以为“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鲁迅并且探讨了严复的动机：“那时的留学生没有现在这么阔气，社会上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做机器——尤其是自鸣钟——留学生只会讲鬼子话，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来铿锵一下子，铿锵得吴汝纶也肯给他作序，这一序，别的生意也就源源而来了，于是有《名学》，有《法意》，有《原富》等等。”（注：《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借用20世纪末中国文化界常见的词语来说，严复绝不肯有伤自己的“层次”，而“层次”也是“包装”，也是可以用来“贩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