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十年出生的两代作家 用一个特定的时间概念来界定一代作家的群体特征，本来并非不可能，至少这在阐释不同时代的作家特征方面有其相当的便利性。因为时代不同，作家的创作或多或少总会同其前后时代的作家有所不同，这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这样一种论述视角，也可能更容易地达到论述者所需要的结果，从而使之有一种自圆其说的完备性。至于其中有可能造成的暧昧和模糊性，则往往会被人所忽视。所谓“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这一说法，从其概念上而言，就有这种类似的问题存在。本文对此问题的讨论，目的并不在否定这一说法的存在，而是想澄清这一说法所涉及到的有关细节，或使之具有更明确的所指。 当有人用“出生”年代来划定作家时，它强调的是一个特定时间（时代）对于作家的意义。但这一时间之所以有意义，其实并不完全由“出生”时间本身所决定。同一年代的作家的共性，是由他们的教育背景、生存境遇、文学（观念）氛围所决定的。“出生”不过是为这一切提供了共时的可能性而已。较之于“出生”，或许“出身”问题还要更重要。因为后者涉及到一个人或一个作家的早期经验和最初的自我意识、生活观念甚至社会身份，他（她）以后的文化选择极有可能就是由此决定的。不过这个话题似乎更适合对单个作家的个案研究，此处不予展开探讨。也正是在出生年代对于作家的规定性意义上，“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一说的模糊性显露无遗。有诸多重要的事实可以证明，同样是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作家，他们之间倒更像是两代人。 首先是仅就人生阅历而言，就足以把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作家看作是两代人。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分界线，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是在六十年代的后期，即1966年到1969年，因此，出生于六十年代早期——1960年至1963年——的人，虽然还不能说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参与者，却是实实在在的目击者。这种目击经验的特点在于，它构成了六十年代早期出生者的人生的最初记忆。在此后的二三十年间，这种最初记忆无疑又得到了不断的确认和强化。这种体验却显然是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所不可能有的。 “文化大革命”记忆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与六十年代早期出生的人的人生体验同步开始的。可以说这一代人的成人仪式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完成的。这使他们在成长的精神历程方面，与前几代人有极大的相似性，而与此后的几代人则完全不同。由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使得同样出生在六十年代中的人，因为前后仅仅差了三四年，他们的人生体会便可能产生十年以上的距离，而对于构成重要精神资源的人生苦难和社会问题的理解，其差距或许就无法量化甚至有质的区别。如果说每一个作家的写作都无法摆脱他的早期经验影响的话，那么对于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来说，有无“文化大革命”记忆会使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不同的精神和人性内涵。 “文化大革命”记忆的重要性还不仅仅在此。较之于前此的几代作家，六十年代早期出生的人虽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性还难说有多么深刻的切肤之感，但他们的记忆却伴随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这使得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束至今的历史有一种经验性的认识。他们看到了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历史的全部变化，并且，对于当下的境况的认识也得以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历史意识。换言之，“文化大革命”记忆就是他们的历史意识的经验性根源。这对于他们的情感认同倾向和思想成熟水平都有着根本性的影响。而后此年代（六十年代中后期以后）出生的人（包括作家），对于当代中国的认识则缺乏或不具备较为深厚的经验基础，人生阅历的简单和肤浅使他们在历史意识方面不能不显得格外淡薄，即使是对于新时期以来的变化，他们的认识也难说是完整的——因为没有一种哪怕是表面的或感性的历史比较。所以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尚未形成对于历史现象及过程的“同情之了解”的自觉意识。本来这样一种“先天”性的限制并不足以构成对这一代作家的重要评价依据，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历史和社会文化中的重要性以及由此造成的在同一个十年（六十年代）中出生的作家俨然有两代人之别的现象，那情形就不同了。这可以为我们了解整个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 其次，可以从教育背景方面来看。六十年代早期出生的人的基础教育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几乎完整地划为两段，他们的小学教育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而中学（特别是高中）时代则已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了。不过，在教育体制方面，整个七十年代并未完全摆脱“文化大革命”思想的影响，惟一重要的变化其实是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高考使得“老三届”和知青一代人得以有公平的机会进入大学，而六十年代早期出生的大学生，他们的大学教育差不多是与前一代人同时的。七九、八○、八一级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他们进入大学时，年龄远远长于他们的七七、七八两届“文化大革命”后的首批大学生也还在大学的教室里。两代如此不同的人在同一个时代接受大学教育，年长者对于年轻者的影响无疑是直接而巨大的。这使六十年代早期出生的大学生有可能跨越年龄的距离而在许多方面对前一代人怀有敬意和理解。但这种由教育环境而形成的两代人之间的沟通条件，此后便不复存在了。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的大学时代，已经是八十年代的中后期了。这时，整个的文化背景和教育背景也与前几年完全不同了。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思想巨变就是从那时才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