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17年，可谓工业文学全面启动和初步繁荣的时期。在这个文学和政治关系至为密切的年代，政治环境、文化氛围、经济状况，以及与此相关的思想原则和价值观念，都会对工业题材的文学创作产生强大的制约力。工业文学形态的每一次兴衰演变，无疑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并显示着文学规律自身运作和文坛现象互为影响的结果。如果说，弃旧向新的时代巨变和新中国工业化的伟大进程，为当代工业文学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那么，新中国特定文学生态环境中对工农兵文艺方向的倡导，前苏联现实主义工业文学创作风貌的直接影响，以及当代工业文学作家队伍的时代构成与创作素质，则为工业题材文学拓展提供了自身的发展动力。由此可知：“文学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随着场合的变迁而千变万化。这种变化，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所引起，但部分也是由于外在的原因，由社会、理智的和其他的文化变化所引起。”（注：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第309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五六十年代的工业题材创作热潮，并非个体的、分散的、偶然的文学现象，它是特定年代里文学观念与时代力量整合的结果。工业文学作家群体的不断聚集与成长，工业文学创作在不同体裁领域的拓进，以及具有那个时代经典意义的工业文学作品的出现，共同构成了17年工业文学的整体景观。 建国初期，结束战争走向和平的新中国主要面临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重建。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开始了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第一次转移。工业小说在这一背景下的崛起，首先是以老作家的笔耕拓荒和中长篇小说的群体涌现为标志的。草明的《火车头》（1950）、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1950）、艾明之的《不疲倦的斗争》（1953）、肖军的《五月的矿山》（1954）、雷加的《春天来到鸭绿江》（1954）、周立波的《铁水奔流》（1955）等等，共同记录下共和国经济起步的最初足迹。这批作品或以解放前夕的护厂斗争和恢复生产为题材，或以新中国的工业起飞以及劳动竞赛为内容，创作基调为正面描写和热情讴歌。歌颂劳动，歌颂创造的基本主题；大公无私，忘我劳动，勇于牺牲精神的工人阶级主人翁形象；敌我之间的阶级斗争，先进与落后力量的矛盾纠葛，加之弃旧向新时代的动荡色彩，构成这批小说的总体风貌。其创作阵势虽然令人瞩目，但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未能达到应有的高度。一则由于作家是在生活积累和艺术准备都不够充分的情形下匆忙上阵，因而造成了表现新的工业题材的急促和困窘。二则作家们一味陷入当时文学观念规定的格局，生活故事的平淡，人物形象的单薄，艺术描写的沉闷和粗略，以及概念化的创作倾向，使得这批老作家未能超越他们从前的作品。 本时期的工业题材的戏剧作品之多，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所没有的。涉足新的艺术表现领域，深入体验和把握城市工业生活，成为剧作家们的共识。从选材角度和主题开掘上看，这些剧作大致可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在工厂生产和劳动竞赛中表现普通工人的阶级觉悟和自身形象的塑造。《红旗歌》（鲁煤、刘沧浪等执笔）、《不是蝉》（魏连珍）、《六号门）（天津码头工人集体创作）、《四十年的愿望》（李庆升等）、《装卸工》（大连黑嘴子车站工人集体创作）、《家务事》（陈桂珍）、《百年大计》（丛深）、《刘莲英》（崔德志）、《幸福》（艾明之）等剧作，及时反映了处于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普通工人的思想风貌。第二，在战争年代转向和平建设的背景上，表现工业战线干部的人生调适和领导姿态。出版于1950年的《在新事物的面前》（杜印、刘相如、胡零），是一部解放初期较早反映我国工业生活的作品。它敏锐地提出了面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我们的干部应当如何接受新事物、适应新形势的严峻课题。《考验》（1954）是著名剧作家夏衍建国后的第一部剧作，它表现出老作家满腔热情开拓新题材的可贵精神。剧作旨在描写共产党人在和平建设时期肩负的新使命和面临的新考验，同时触及了工业战线上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问题。 上述剧本多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生活气息浓郁，情感真切动人，对建国初期工业战线面临的问题有着敏锐发现。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取材范围狭窄，走不出“车间文学”的格局；偏重于写生产事件和劳动过程，忽视了对人物性格、命运的细致刻画；表现新题材的热情虽高，但对新生活的熟悉把握不够，思想艺术表现的平面化和表层化，使剧作“对于新时代还只能作浮光掠影的反映。”（注：周扬《论〈红旗歌〉》，载《文艺报》1950年2卷4期。） 对于胜利者抒写颂歌的时代而言，面向社会的、集体的、激昂的创作姿态成为建国初期诗歌领域的一种定格。大规模经济建设前景的鼓舞，带来诗歌题材的大幅度转移；劳动与建设，劳动者的忘我精神和英雄主义，开始在工业题材诗作中得到富有诗意的展示。中国作协于1956年出版的《建设的歌》，以中国新诗史上第一部反映经济建设为内容的诗歌合集，与《到远方去》（邵燕祥）、《玉门诗抄》（李季）、《伐木声声》（傅仇）等众多的个人诗集一起，共同凸现了50年代诗坛“工业诗歌热”的盛况。 纵观这一时期的工业诗歌，其创作基调，是以颂歌的方式传达出赞美劳动与建设的主题。表现了新生活的喜悦和激情，却少了几分清醒把握经济建设形势的忧患意识。就诗歌观念而言，强调诗人与革命者的结合，将社会的政治理想与诗歌的艺术价值等同起来，融为一体，使诗人偏重面向社会，抒人民之情，写时代“大我”。所以工业诗歌多为经济起步时代粗线条的大写意，而对建设者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个性化的生活体验揭示不够。从艺术的表现途径来看，遵循“美是生活”的现实主义原则，歌唱生活，充满真情实感。但另一方面，由于对生活和艺术的理解过于趋实，工业诗歌多为客观外部世界所囿，侧重于现实人物和生活事件基础上的抒情，客观写实色彩强烈，诗歌意象与艺术灵性不足，缺乏超越生活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