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已有近50年的历史。对它的探讨，最早可追朔到王瑶出版于1953年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的附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在此书内容提要中，称这本“文学史”下限叙述到“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为止”。由此可推定王氏的写作实践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的下限定为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首届文代会。也就是说，新中国文学的上限不应是王氏在“附录”中括号注明的1949年10月，而应推前3个月。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虽没宣告成立， 但这次会上周扬所作的解放区文艺报告，已规范了当代文学的性质、特征。尤其是这次会上所确立的文学评价体系和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总路线，差不多指导了当代文学的整个行程。其次是王瑶把新中国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附属，这主要是新中国文学只有短短的几年行程，这亦体现了新中国文学研究草创期的特点。三是王瑶认为新中国文学是可以写史的，故他的“附录”部分写到“全书脱稿”的1952年5月。 对新中国文学研究真正形成高潮是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10 年， 即1959年，研究的力量主要集中在高校，代表作有华中师院集体编著、科学出版社内部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另有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和部分青年教师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部分纲要》，还有山东大学中文系1960年正式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册。这些论著，首次以著作形式使用“当代文学”概念，并明确指出“当代文学”不仅是时间的划分，在文学性质上它属“社会主义文学”，从而和属“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性质的“新文学”区别开来。 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比较有特色的就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的庆祝建国10周年取得的文学成就所写的文章。这组文章的特点在于把文学现象当作科学来对待，而不把当代文学史与政治史、思想史完全等同，并对当时刚开展过的文学运动、文艺批判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毛星《对10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文学知识》编辑部发表的《欢呼新中国文学的重大成就和发展》、何其芳的《文学艺术的春天》，就表现了这一倾向。这些文章对新中国文学10年来的成就持肯定、“欢呼”的态度。 周扬是当代文学运动的领导者。他在首届文代会所作的报告及后来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所确立的当代文学发展方向、道路的叙述模式，成了“十七年”时期当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的指导文件。 进入新时期后，激进主义的叙述策略被逐步消解，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也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 在新时期出版的近40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北大出版的《当代文学概观》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上、下册《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另有华中师大的三卷本、上海文艺版《中国当代文学》。这些著作总结反思前30年的经验教训，确立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探讨了性质和分期，还对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作了历史定位，使“中国当代文学史”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附属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新的中国文学史分支学科，其功不可没。 在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分类史、专题史的研究成果更引人瞩目。这以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和洪子诚、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为代表。这两本“史”不属“教材型”，而属“学术型”，“思潮史”以翔实的史料和条分缕析的叙述，勾划了当代文学30年艰难曲折的进程，填补了当代文学研究的一段空白；“新诗史”通过多元化的叙述策略，再现了当代新诗40年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对新时期诗歌流派的划分和把台湾诗歌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均显得有创意。 作为“十七年”文学淡出，新时期文学凸现。取得最突出成绩的单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他们采取双轨并进的策略：个人化写作和集团化写作同时进行。前者以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为代表。这是一本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史著，有明确的“当代文学”学科的概念。在具体章节的安排上，彻底打破了作家作品论组合方式，把主要篇幅让位给文学现象的出现及其变迁的阐述，并讨论了“规范和控制”这类过去很少人涉及的敏感话题，不愧为半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最有创意的著作。集团化写作成果体现在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总系”不仅集合了一支国内北大出身的研究精英队伍，显示出当代文学研究后继有人，而且在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首创了一种散点透视——通过一个有代表性的年代来展现一个时代的风貌的评论模式。全书既有统一的设计和要求，又注意凸现每本书执笔者的学术个性。“文革”时期还单独写了一本，不愧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但洪著和“总系”的缺陷是相同的：没有把台港澳文学包括在其中，这体现了北大也是大陆不少名牌大学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弱点。 我们确定一位学者是否属当代文学史专家，一个重要标志是看他在这个领域是否有独特的理论建树。这建树主要是通过论著表现出来的——尤其是以个人名义出版（而非论文汇集）的专著表现出来。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当代文学史家”的话，洪子诚倒是较合适的人选——虽然他在当代文坛的知名度远不如谢冕，但他毕竟出版了自成一家的且很具创意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专著。必须看到，“当代文学评论家”与“当代文学史家”的内涵有重迭的一面，也有不同的地方。即后者不侧重于跟踪当前的创作，而着重“史”的线索梳理和把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做系统化的研究。在学科分工越来越精细的今天，“评论家”与“文学史家”一身而二任而且“任”得很出色的学者似乎越来越难找到。当然，这里不应遗漏另一个北大出身的著名学者张炯。张炯的写作路线尽管与谢冕不同，但就评论家身份大于文学史家身份来说，则体现了以宏观研究著称的学者的共性。论著作的数量和知名度，张炯无疑远远超过洪子诚，张炯还参与主编过多种当代文学通史、分类史、专题史，有些专题史也很有份量——如他与朱寨共同主编的《当代文学新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