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本世纪之末的今天重谈朱湘，该是仍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话题。近年来，尽管关于朱湘的书渐渐多了些，如朱湘诗文选、朱湘研究资料、《朱湘书信集》、《海外寄霓君》、《二罗一柳忆朱湘》等十多种在国内发行；尽管朱湘在29年（1904—1933）的短暂生命中只留下了四本诗集即《夏天》（1925）、《草莽集》（1927）、《石门集》（1934）和《永言集》（1936）（而且生前只出版了前两部），二本评论集即《中书集》（1934）和《文学闲谈》（1934），二本书信集即《海外寄霓君》（1934）和《朱湘书信集》（1936）和三部译著即《路曼尼亚民歌一斑》（1924）、《英国近代小说集》（1929）与《番石榴集》（1936）；尽管学术界对他的专题研究仅出《现代诗人朱湘研究》一部；尽管朱湘曾经就没有而且现在还没有成为社会文化热点和诗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但是，朱湘诗歌的艺术价值及其对中国新诗的正面建树是功不可没的。 早在30年代初期，沈从文就认为，朱湘的诗，“代表了中国十年来诗歌的一个方向”，“可以说是一本不会使时代遗忘的诗”，“在中国的现时，并无一个”（注：沈从文《论朱湘的诗》，1931年《文艺月刊》三卷一期。）与他相同。学术界一直流行着朱湘是前期新月派中除闻一多、徐志摩外的另一位重要诗人的观点。（注：钱理群、吴福辉等合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P172。）而前几年，也有人对此持异议——认为朱湘是文研会会员而非新月派诗人。如钱光培在《现代诗人朱湘研究》专书中就把朱湘写入“文学研究会一群”一章；他从文研会的会员录上推算出朱湘加入该会的时间在1923年到1924年之际；他还认为，尽管朱湘1926年参与了《晨报·诗镌》的活动，次年就出国，1929年归国后又参加《新月》的活动，但很快与其盟主徐志摩反目并对徐诗相当鄙薄，朱湘说：“闻一多刘梦苇最好，汪静之郭沫若次之，徐志摩又次之”。（注：《朱湘书信集·寄徐霞村》，天津人生与文学社1936 年版，P41。）总之，钱氏已从朱湘与文研会的关系，朱湘与《晨报·诗镌》的起初关系以及朱湘与徐志摩的决裂等方面得出一反“常理”的结论：朱湘并非新月派中人，亦非同志者，而是视若路人的反对者。又如游友基也认为，尽管种种迹象已“使人对朱湘的新月派的‘派籍’产生怀疑”（注：游友基《中国现代诗潮与诗派》，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P301。），但是朱湘的诗仍应属于新月派，体现出新月派的流派特征。据此，我认为，朱湘虽曾是文研究会员，虽不是“合法”的新月派，但也与新月派有着巨大的亲缘关系。1931年陈梦家在编同仁诗选《新月诗选》时已将朱湘列入其中。沈从文当年所说的朱湘的诗代表了中国新诗第一个十年的发展方向，也应是指朱湘的诗所具备的新月派特征（现代格律诗的规范化之要求即“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注：陈梦家《新月诗选·序》，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版，P17。 ））而言的。 在同辈诗人中，朱湘欣赏闻一多诗歌之幽玄，刘梦苇诗歌之清秀，汪静之诗歌之灵敏和郭沫若诗歌之奔放（注：《朱湘书信集·寄徐霞村》，天津人生与文学社1936年版，P40。）。他认为， “文学只有一种，不过文学的路却有两条。唯美唯用并非文学和种类，他们只是文学的道路。道路虽然不同，归宿只有一点：这便是，文学：换个法子讲，便是，真的文学，好的文学”（注：《朱湘书信集·寄徐霞村》，天津人生与文学社1936年版，P39。）。朱湘反对“浮浅”的文学。 而在新诗草创期，“大家注重的是‘白话’，不是‘诗’”（注：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诗刊》创刊号，1931年1月。）。 典型的代表是胡适（“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注：胡适《我为什么做白话诗——〈尝试集〉自序》，《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 尝试期的中国新诗一直被伪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所充斥着，新诗在一种无序的状态下徘徊不前；新诗期待着内容与形式完美配合的经典范本；新诗需要确立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走适合自身规律的规范化的发展之路。这一历史重任就历史地落到了朱湘、闻一多等人的肩上。朱湘的旗号是“无形中已有求形美的倾向；所以机缘到了之时，内质与外形便能很匀称和谐的混合起来”（注：《朱湘书信集·寄汪静之》P20。）。这就是朱湘心目中那真的、好的文学。 朱湘就是扛着这面大旗在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的中国新诗规范化建设中辛勤地耕耘了十多年，短暂而宝贵的十多年！ 二 朱湘作诗并非游戏，而是有着相当深刻的思想精神的积淀与历史文化的成因。他曾说：“朋友。性。文章。这是我一生中的三件大事。只看我诗文作得最起劲的时候。正是头次尝到性与朋友甜头的时候”（注：《朱湘书信集·寄彭基相》P17。）。大家都知道， 弗洛伊德的“性欲升华理论”和俄狄浦斯情结已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解释了文艺的起源与实质以及作家艺术家从事艺术创作的原始动机。如弗氏说过：“艺术的产生并不是为了艺术，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发泄那些在今日大部分已被压抑了的冲动。”（注：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台湾志文出版社，P116。）持此种观点的还有厨川白村， 他在《苦闷的象征》中说：“人的生命力受到压抑而产生的苦闷与懊恼”是文艺产生的“根柢”（注：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它的译者鲁迅显然也很欣赏此种论点。朱湘的这种看法与它们不谋而合。性，是人的本能要求；而朋友，是人的社会交际要求。对朱湘而言，只有在性与朋友兼得（就象鱼与熊掌兼得一样）的情况下，“文学这个笑涡呈颊的女郎是我的爱笼罢了。”（注：《朱湘书信集·寄彭基相》P15。）反之， 则意味着精神的萎缩与无尽的痛苦。留美时的朱湘就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过：“我生活上并不苦，只是隔绝人生，不能提笔作文，这是我的两大痛苦”。其实，具体说来，应该是欲获取而终未获得性、朋友和文章的三大痛苦。据此，我认为：性与朋友，是一次次触发朱湘创作的根本动因。当然，性，朋友与文章之间的关系，在朱湘那里，又是辩证的。它们成为贯串朱湘一生的三大环节，是支撑起朱湘生命与艺术的三大支柱。申言之，朱湘一生是围绕这三者展开他的幸福抑或痛苦；反之，这三者又影响了乃至决定了朱湘生命的价值与生命的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