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的权利》、《淡淡的晨雾》、《北极光》到《隐形伴侣》、《赤彤丹朱》乃至近期的《情爱画廊》，随着外部世界的不断改变以及作家本身对文学的不断探索，张抗抗的小说创作从题材选择、主题意蕴、作品风格到审美价值取向都一直处在某种变化之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作家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和她对过去生活几近固执的热切流连，使她的小说创作含纳了丰厚的人生意蕴和地域文化内涵。而且，作为一自始至终关注社会历史以及人类自身命运的女性作家，张抗抗的小说总是带着强烈的理性色彩和一种积极向上的主体张扬，当然其中也不乏困惑和矛盾，这就使得她的小说更富有意味。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张抗抗的小说创作进行简要论述。 审史与自审：张抗抗的两种创作心态 张抗抗的早期作品明显地带着启蒙主义的热情。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启蒙，是关于人性解放、科学民主、对理想和美的追求的启蒙。这种启蒙主义写作特色较集中地体现在她的早期知青题材作品里，如《淡淡的晨雾》、《北极光》、《塔》、《红罂粟》、《白罂粟》等。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以沉痛的心情描写了十年浩劫带给知识青年的苦难，并揭示了悲剧产生的原因。《北极光》通过女主人公陆岑岑接触的三个男性由相同的历史遭遇走向不同的人生路程，看到了历史在青年人心灵上的投影。通过岑岑不屈不挠地追寻“北极光”的执著态度，看到了一代青年对美好理想的追求，闪耀着新的时代精神。这些作品因为及时反映了当时知识青年的境遇和内心思想而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从创作本身来看，张抗抗这一时期的作品仍然没有脱离“伤痕”、“反思”文学的窠臼，和那一时代的许多作品一样，她的小说显得情绪性过重，透视与反思的意境不够扩大和深邃。作者的视野往往拘囿于知青生活、知青命运自身演进轨迹的封闭性框架之中，对“文革”中的左倾路线仅作政治性的单项批判，而未能深入人本身进行自审性批判，文学的思考仅仅停留在感慨知青命运的艰难悲苦或伤悼青春的无端荒废，而没能进入具有历史感的层次。在谈到这一时期的创作时，作家曾说过，《爱的权利》就是在那个积冰消融的痛苦又痛快的时期里，听见新生活的脚步而写的。可见，由于追随“新生活的脚步”而导致创作上的粗疏是在所难免的。但是综观这一时期的创作，我们还是不难看出，由于张抗抗以她女性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性意识在作品中宣扬着有关新生活的信息，使得她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审史”意识，而不是流于一般的诉苦，因而超越了同期的“伤痕”和“反思”文学。同时，作家也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理性意识较强的知识分子形象，如舒莫、李欣、荆原、郭立楠、费渊、曾储等。当然作家的“审史”意识又是与那一时代特有的启蒙意识纠结在一起的。这些带着“启蒙者姿态”的作品，在当时严寒尚未褪尽的社会，已显示出青春、热情与报春式的话语。如果说这一阶段张抗抗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凭借她强烈的“审史”意识和现实社会政治感，表现了敏锐的洞察力，反映出普遍的社会问题而获得较大的反响，同时还存在诸多不足的话，那么，在以后的创作中，张抗抗开始进一步关注小说艺术本身。在写作《隐形伴侣》时她如是反思：“我们强调刻画生动的人物性格，而忽略人物内心活动的揭示；重视人物与社会的冲突行动而轻视人自身的内部矛盾。尽管行动和性格为我们提供形象，但形象的立体性是否仅仅由此两维表层结构组成？形象的深层结构是什么？形象的内核或形而上的东西又是什么？”（注：张抗抗：《心态小说与人的自审意识》，见《大江逆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与此相联系，张抗抗开始“越来越多地思索着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东西”，（注：张抗抗：《心态小说与人的自审意识》，见《大江逆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她要写一部有关灵魂的小说来“审视自身”，就张抗抗而言，这不仅是作家对早期创作进行反思的结果，也是作家历史观、文学观、审美价值取向实现根本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隐形伴侣》就是这种深刻反思和转变的结晶。它以一群在北大荒接受“再教育”的知青生活为题材，通过女主人公肖潇自我的两面：“显我”和“隐我”的矛盾，表现了真和假、善和恶、美和丑的冲突，但是作者所要着意表现的似乎又不仅仅是这些。肖潇因不堪忍受丈夫陈旭的一再说谎而与之分道扬镳，然而当她经历了一系列变迁后又对自己原先信奉的“真诚”发生了怀疑，感到自己也是虚伪的。陈旭的谎言用邹思竹的话来说是“堂堂皇皇的撒谎，比起一些人的虚伪，还是好得多……在强大的社会面前……他只有这一种反抗方式”。而肖潇那些“七分场百日大变样”、“一条河堤，两条路线”的虚假报道，用陈旭的话是“向几千几万个读者不负责任地描绘这种假象，重复这种谎言”。这里，“显我”和“隐我”的冲突、矛盾使小说具有很大的张力。虽然我们仍然可以把这部作品归于“知青小说”，但是在主题取向和题材底蕴的发掘上，它显然不同于早期的知青文学。这里的知青生活只是一个外壳，作者所要表现的真正内核是人的自审意识，是对人的主体精神的透视，而张抗抗也正是借助于此才实现了由早期社会悲剧描述向现在对人的悲剧剖析的深刻转变。从小说的艺术描写上看，《隐形伴侣》也有根本性的突破。作家综合运用幻觉梦境、内心独白、象征隐喻等手法，细致地描摹了人物的情绪、心境、思虑、感觉及欲望等生理因素，完成了对知青题材的突破。张抗抗自己曾说：“文学形式的突破便是文学内在的突破。”（注：张抗抗：《心态小说与人的自审意识》，见《大江逆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在这里，文学形式上的因素被张抗抗高度重视，似乎被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予以对待，但是我们要说，张抗抗这里所说的“形式”恰恰也是“观念的”。既要“写一部有关灵魂的小说”，就不得不潜返人的内心，因此，造成这些艺术手法上变化的首要因素还在于作家创作心理的变化，是与作家从“审史”向“自审”的转变相配套的。就《隐形伴侣》而言，正是由于作家自觉放弃了传统的那种无所不知的叙事者的视角，采用现实和梦境、隐和显交替进行的手法，才更深刻地表现人物的内心冲突和矛盾，突破了情节小说的窠臼。 从某种意义上说，“审史”与“自审”是相统一的，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历史与人具有内在统一性，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人。如果说从早期知青文学到《隐形伴侣》，张抗抗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由“审史”向“自审”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多少还带些人为的痕迹。姑且不论早期知青文学是如何依赖于外在历史形貌的描述而忽视了人的灵魂的拷问，即使是比较成功的《隐形伴侣》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人与历史的分离，这说明了张抗抗在由面对社会转向面对个体人生的解剖与自审过程中还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结合点。 如何寻找这个结合点是很值得探讨的，笔者认为，文学创作终究是一种审美活动，“审史”与“自审”的结合最终还是要在审美过程中得以实现，而不是依赖理念去解决。张抗抗后来的小说创作也证明了这一判断。她的《残忍》和《赤彤丹朱》正是在人与人的历史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审美法则。《残忍》虽然是一个中篇，但从某种程度上却达到了写作行为与审美欲念之间的和谐。这篇小说主要讲述的是特定历史情境中几个人物不同形态的“失踪”：作恶多端的傅永杰的“失踪”几乎为他赢得了“烈士”的称号；而当他的尸体被牛锛掘出后，“烈士”的封号才被撤消，但代表正义的牛锛却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很久以后，十三连的人还是恍恍惚惚地觉得，深埋于地下的牛锛，只不过是一次暂时的失踪。他的灵魂已离开了这个地方。说不定哪一天，他还会在他们当年一起出发的那个城市里，再度与他们重逢”。牛锛虽然被处死了，但他却活在人们心里。而马嵘在以后的20年里，淡忘了客观上救了他命的牛锛，正义感在他身上逐渐消失，又由于李泱的失踪使他始终处于某种价值虚空状态。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显得有些飘忽不定，但正是在这种飘忽不定中，我们看到《残忍》似乎具备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对人存在的拷问。作品沿生与死、存在与消亡、正义与罪恶的问题展开对故事的叙述，具有某种触及伟大母题的特征。长篇《赤彤丹朱》的创作稍早于《残忍》，它以一种将叙述与叙述人合为一体的特殊叙述展开对我父母、我祖辈及我自己三代人的历史描写，写出作者对那段历史的个人感受与体验。在写作方式上，作者不是凭记忆复述那段历史，而是从个人当下状况出发，反思革命，反思那个大写的“人”字。母亲和父亲曾怀着浪漫主义激情投入红色革命，但革命胜利后得到的却是无尽的磨难。张抗抗以此为切入点，把对历史的剖析和对人的剖析高度融合在一起，达到了向历史与人性内部探询的深度。 西子湖与黑土地：张抗抗的地域情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