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1999）03—0003—06 一 中国的早期新诗，主要是在外国诗的影响下产生、发展的，自然，它不可能也没有完全割断与中国传统诗歌的联系。胡适在《谈新诗》中说：“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弟兄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1935年，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也说过近似的意见：“只有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周启明氏简直不大用韵。他们另走上欧化一路。走欧化一路的后来越过越多。——这说的欧化，是在文法上。”不过，当时绝大多数新诗人是自觉地接受外国诗歌的营养，不自觉地受到传统影响。闻一多的心态较为特殊。他自1919年冬开始以白话文写诗作文至1943年，一直自觉地双管齐下，一方面向外国采撷，另一方面向传统学习。1922年，他在《律诗的研究》中说： 夫文学诚当因时代以变体；且处此二十世纪，文学尤当含有世界底气味；故今之参借西法以改革诗体者，吾不得不许为卓见。但改来改去，你总是改革，不是摈弃中诗而代以西诗。所以当改者则改之，其当存之中国艺术之特质则不可没。今之新诗体格气味日西，如《女神》之艺术吾诚当见之五体投地；然谓为输入西方艺术以为创倡中国新诗之资料则不可，认为正式的新体中国诗，则未敢附和。为郭君计，当细读律诗，取其不见于西诗中之原质，即中国艺术之特质，以熔入其作品中，然后吾必其结果必更大有可观者。（注：《闻一多全集》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66页。以下引闻一多的文字，均据此版本。） 这和他在《〈女神〉之地方色彩》所说意思基本一致：“我总以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他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要尽量地吸收外洋诗底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在“五四”时期，闻一多的这种对待传统文化的主张，既不同于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也不同于怀疑乃至反对文学革命的林琴南及《国故》、《学衡》同仁。可以说，他是真正的第三种理论和道路。他的主张，大体可归纳为三点：第一，对中国和外国固有的文学都不仅不反对，相反主张要从中汲取营养，在其基础上超越；第二，反对因循守旧，力主创新；第三，中外并重兼取，但精神更倾向于中国传统，技巧则无妨“西化”。对此，有的学者赞扬闻先生的观点最全面、正确。其实，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至少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来下判断。如所周知，中国文学到晚清开始转型。到“五四”前夕，胡适、陈独秀举起文学革命大旗时，正是文学转型的急转时段。这时，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是一股有形和无形的巨大的惰性阻力，守旧派公开与文学革命对立；文学革命生死攸关的问题，是拿出货色来——创造出不同于固有文学的崭新作品。这时，强调继承传统，易使人驻足不前，不利于大胆创新。所以，鲁迅说：“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注：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闻一多的第三种主张，与当年文学革命前驱者们的观点，只能说是互补，都有合理的内核，而不应被奉为上策。 闻一多在理论观念上持这种态度，实践中也在向外国扩大视野、择取营养的同时，自觉地有计划地加强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他幼时读过《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在他尚未用白话文写作的1919年2 月10日《仪老日记》中，有这样的计划： 近决志学诗。读诗自清明以上，溯魏汉先秦。读《别裁》毕，读《明诗综》，次《元诗选》，次《宋诗钞》，次《全唐诗》，次《八代诗选》，期于二年内读毕。 同月27日在清华学报编辑会上，闻先生以“无可如何”的态度对待用白话文学的倡议。1919年冬他开始新诗创作。1921年3 月在《敬告落伍的诗家》中说：“若要真做诗，只有新诗这条道走”。但同年，他又说：“我并不是说作新诗不应取材于旧诗，其实没有进旧诗库里去见过世面的人决不配谈诗。旧诗里可取材的多得很，只要我们会选择。”（注：《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51页。）他在1922年8月家书中说：“现已作就陆游、韩愈两家底研究，蝇头细字，累纸盈寸矣。”9月， 常和友人“上华盛顿公园去读杜甫、李白、苏轼、陆游”（注：《闻一多全集》12卷，第68页。）。在这前后，撰长篇论文《律诗底研究》。1923年春拟撰李义山研究和《昌黎诗论》。这些事实表明，他一直未中断阅读、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计划。在他对“情的生活”有绝望之感，欲“在艺术中消磨”生活时，对友人说：“我的唯一的光明的希望是退居到唐宋时代，同你结邻而居，西窗剪烛，杯酒论文——我们将想象为李杜，为韩孟，为元白，为皮陆，为苏黄，皆无不可。”（注：《闻一多全集》12卷，第140页。）闻一多与中国古典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闻一多在1943年前，读诗，研究诗，写诗，最重诗人的人格，重诗中风骨，重诗的精神。他谈到屈原时说：“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注：《闻一多全集》5卷，第29页。）他特别推崇韩愈， 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人物中，支配我们最久最深刻，取着一种战斗反抗的态度，使我们一想到他，不先想到他的文章而先想到他的人格的，是谁呢？是韩愈。”（注：《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350页。）对陆游，闻一多说：“吾佩放翁之诗，吾尤佩放翁之人。”（注：《闻一多全集》12卷，第36页。）“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注：《闻一多全集》第2卷， 第133页。）。他还说过：“诗这个东西，不当专门以油头粉面， 娇声媚态去逢迎人，她也应该有点骨格，这骨格便是人类生活的经验，便是作者所谓‘境遇’。”（注：《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36页。）“技术无妨西化，甚至可以尽量的西化，但本质和精神却要自己的。”（注：《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1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