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1999）03—0014—07 人们无不认为闻一多是研究中国古代神话、《诗经》、《楚辞》和唐诗的学者，而对他是文学史家却知之不多。也许有人会问：鲁迅有《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堪称文学史家；闻一多既没有中国文学通史，也没有中国文学的断代史，也是文学史家吗？我们应当重视他提出的这样一个事实：他晚年说他“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这不是盲目的“自居”，闻一多不但是名符其实的文学史家，而且是难得的有卓识、成就和影响的文学史家。界定一个人是不是哪方面专家，主要应当看他对研究对象的把握程度，特别是他见解的系统性和创造性，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闻一多，称他为现代杰出的中国文学史家，他是当之无愧的。 一 文学史一项最基础性的工作是了解、鉴别、熟知丰富的文学史料，这是研究文学现象、文学史的前提。否则，完全不可能有对文学现象、文学发展过程及其特点、规律的宏观认知。就对作家的认识和评价而言，如果不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对作品的了解、鉴别和熟知的基础之上，而以人们辗转援用的某些资料为依据，便无异于在沙滩上构建楼宇。 闻一多堪称杰出的文学史家，首先在于他对以文学作品为主的“史实”的极端重视。在他看来，一个古代文学史研究工作者，第一步的工作是要“读懂”难读的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他在研究《楚辞》时，给自己定下了（一）说明背景（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作家的意识形态）、（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三项课题。这（二）（三）两项，正是一个严谨的文学史家所做的“最下层”、“最基本的研究”（注：《楚辞校补·引言》，见《闻一多全集·楚辞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以下引文凡有篇名而未出注者，均见此《全集》，并简称新版《全集》。）。无论从数量、规模看，还是从质量、深度看，闻一多这种“最下层”、“最基本的研究”，都是令人钦佩的。例如：属《诗经》的著作，有《诗经新义》，《诗经通义》甲、乙；属《楚辞》的著作，有《楚辞斟补》甲、乙，《楚辞校补》，《离骚解诂》甲、乙，《九歌解诂》，《天问疏证》；属《庄子》的著作，有《庄子内篇校释》，《庄子章句》，《庄子校补》，《庄子义疏》；属汉乐府诗的著作，有《乐府诗笺》；属唐诗的著作有《岑参诗校读》，《全唐诗校刊记》。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中国古代文学的文本，由于年代久远，历经传抄刻印，错漏现象随处可见，如果不作认真考察，拿来便用，研究中就会出现各种问题。所以，校刊和甄别工作是一个严肃的文学史家首先要做的。至于训诂，即求得对词义乃至文义的正确理解，更是进一步研究的前提。闻一多知道，他主要研究先秦至唐代的文学，这些原始材料中所存在的错漏现象（误、衍、倒、夺等），以及词义上的疑难和歧义，是无法绕过的。正是因为这样，他继承传统学问，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郭沫若说得好，“这些著作，当代考据家们，假使有得一篇，也就仅足以自豪的”（注：开明版《闻一多全集》郭沫若《序》，见新版《全集·附录》。）。因此，这些著作本身就是对古代文学史研究的重大贡献。闻一多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文学学者和文学史家，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把握也是由此开始的。 文学作品的编选，也是文学史家“最下层”、“最基本的研究”。这是因为要研究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家群，或某种作品、文体、流派、风格，如果没有在全面了解作品的基础上作出一定选择，是无法进行的。这方面，闻一多也付出了有效劳动。他不但有《风诗类抄》甲、乙，《诗风辨体》，还有《唐诗大系》（现代文学则有《现代诗抄》）。这种编选工作，起了两个重要作用：一是研究者获得了对《诗经》、唐诗的较全面的了解；一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见解，而以编选的形式作出一种总体性的选择和评价。他在论述《唐诗大系》的编选原则时指出：“把诗人的独特成就放在时代的集体中来观察，不但可以从共性中看出他所表现的时代风貌和他在其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同时也可以更好地比较出他的创作特点和贡献”。可见，这项工作对于作家及作品内容和形式等高一层次的研究，对于某一历史阶段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特点、规律的研究，都有极大的好处。 因为年代久远，古代作家的生平往往难于弄清，作品也可能存在张冠李戴的现象。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另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考查作家的生平和作品的归属问题。否则，出现的障碍、混乱和错误会比忽视校刊和训诂更为严重。闻一多深知此理，在这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其成绩主要是对唐代诗人生平和作品的考证，以及唐代诗人有关资料的汇编。属诗人生平和创作的考证的著作，如《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属诗人有关资料的汇编，如《全唐诗人小传》，《全唐诗人补传》甲、乙，《少陵先生交游考略》，《嘉州交游事迹》，《说杜丛抄》；属唐诗归属的举例和辩证，如《唐诗校读法举例》，《全唐诗辨证》。闻一多不是为考证而考证，也不是以搜罗资料为最终目的，他是为更高层次的研究作准备的，也正如郭沫若所说：“他把考据这种工夫仅是认为手段，而不是认为究极的目的的。”（注：开明版《闻一多全集》郭沫若《序》，见新版《全集·附录》。）但其考证之精审，资料之宏富，是一般学者不可企及的。无疑，这些考证、提示和资料，对他的全唐诗人及其作品的总体研究，大有裨益。 二 一个名符其实的文学史家的研究对象，简单地说，无非是作家作品的研究和历史长河中文学现象的总体或综合研究。前者是一般文学研究工作者都会做的，也是比较传统的学问，有意义、见功力的学问。但作为文学史家，仅限于个别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而不能对历史长河中文学现象作总体或综合研究，其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至少，那是不能算真正的文学史家的。我们说闻一多是杰出的名符其实的文学史家，就是因为无论是作家作品的研究，还是历史长河中文学现象的总体或综合研究，他都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