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十年代的语境内，阅读蒋光慈是我许久以来的愿望。如果说，近年来崛起的女性主义话语给九十年代展现了一个崭新并有广阔前景的话语空间，那么阅读蒋光慈的革命小说对我而言，就是发现了避免与权力保持再生关系的一种话语方式，使我在某种意义上能够真实地言说自己。 一、向语言世界的逃逸与批评话语的暧昧 黑格尔曾指出，在历史深处存在着异化的力量，“即人们自以为做什么，而实际上却只是在为另一种东西服务的工具。”（注：[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1页。）这使我们无法掌握历史的规律。蒋光慈的人生道路及命运仿佛具有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的诡计”味道。据叙述，蒋光慈在“五四”运动高潮中就以学生领袖的身分，在安徽芜湖地区揭开与领导了安徽学运的序幕，因此与陈独秀、恽代英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结下深厚友谊。经陈独秀等人的介绍，蒋光慈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 月被党派往苏联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1922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蒋光慈在“五四”期间的表现及共产党领袖对他的殷望，都预定了他此后的政治家、革命家的生涯，如果没有什么变故。但蒋光慈在苏留学的成绩却是：“我愿勉力为东亚革命的歌者！”“我说：用你的全身，全心、全意识——高歌革命！”（注：《蒋光慈文集》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 第256页。）这成为他归国之后的唯一梦想与追求， “他决定‘震动’现代文学”。（注：[斯洛伐克]玛利安·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45页。 ）蒋光慈抛却革命家的前程，向文学语言世界的梦幻般逃逸，至今没有足够的资料与研究说明这个令人费解但毕竟又是客观的历史事实。 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先生认为，原因在于“蒋光慈生性非常腼腆，他回避任何较大社交活动。”（注：[斯洛伐克]玛利安·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37页。）其次，蒋光慈对自己的文学天赋极为自负，“把自己的心理描写方法比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方法。他还在别处写道：中国或许已经有了自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这里他意指的就是他自己。”（注：[斯洛伐克]玛利安·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38页。）此外， 蒋的文学家梦想很可能受《三侠五义》中的北侠欧阳春“清廉无私”“既不接受官衔又不接受奉禄”的性格影响。我们还需补充的是，对文学的语言世界的迷恋是二十世纪意识形态最为鲜明的特征。伊格尔顿说过，二十世纪西方意识形态变化最深刻的是文学替代了传统的没落的宗教，“文学就是现代的道德意识形态。”（注：[英]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1页。）“通过艺术，异化的世界可以在其全部的丰富多样性中交还给我们。”（注：[英]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2页。）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亦是如此：“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注：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3页。）文学成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利器。蒋光慈对文学的迷恋无疑沾染了这种世纪病——对文学语言世界的幻觉与错觉。但蒋光慈的价值与意义独特性在于，他在自己建构的语言世界中发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新世界，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劳苦阶级砸碎旧社会枷锁的热烈世界。无产阶级这份革命的强大力量令蒋光慈激动不已，这也正是他曾经验与体验过的，也是他始终梦想与眷念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蒋光慈成为“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家。玛利安·高利克客观地写道：“假如我们只考虑其本身，或许可以说他是一个并不重要的人物。但是，如果我们也赞同圣伯甫的这一观点：评价一个批评家之伟大，要视其学生所产生的影响，如果我们在现代中国文学整个系统结构现实的框架里考虑他的活动，我们就不能忽视蒋光慈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作用。”（注：[斯洛伐克]玛利安·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57页。） 但令人遗憾的是，现代文学研究一直忽略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他的生平迄今尚未得到充分的考证，能够更清楚地显示其理论及创作态度的有关特征尚未得到揭示”。（注：[斯洛伐克]玛利安·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40页。）现代文学研究的盲视，实质上隐喻着当代文艺批评家指出过的现代文学研究中“跨元批评”现象的尴尬困境。即是说人们一直是用五四文学观念实质上是站在鲁迅、茅盾两人的批评立场上批评不同文学范型的蒋光慈的革命小说，结果导致了批评话语的暧昧与难以深入。“由于强调对重大历史事件做及时反映，蒋光慈的作品就具有了强烈的宣扬鼓动性，并特具一种历史沸腾时期昂扬的激情与艺术追求力，但由于缺乏对生活从容的观察思索与充分的形象化，而流于浮面。”（注：钱理群等著《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96 页。）这种烂熟的批评话语模式，肯定／否定的价值难定，既不能否定蒋光慈革命小说的价值又无法否定已被权威化的五四文学观念：形象化与真实化，只能是异元冲突间的彼此弥合及价值暧昧。现代文学研究中跨元批评的困境，深刻揭示出存在于二十世纪文学语境中的始终的文化冲突：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仪神往的西方自由主义与在历史情境中已被政治力量权威化的马克思主义间的历史性矛盾冲突。限于篇幅，本文只能指出这种困境的根源而无法深入论述。 二、现代革命的叙事逻辑 1928年，太阳社、创造社在上海引爆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其间，鲁迅先生在其一篇文章中深情地写道：“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注：《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二集》第15页。）现在看来，鲁迅先生这句话缺乏历史性，对革命及革命者的认识是非历史主义的。直言之，“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这个换喻没有区别出中国传统的革命与现代革命的语义差别。传统革命不论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或自下而上的“官逼民反”都是中国社会传统内部矛盾冲突所致；但现代革命的发生根源却非如此，它实质上是受西方现代影响所致，或者说是中国政治激进分子输入西方“革命意识”的结果。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中，我们能够发现现代革命的这种知识谱系：“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也。”（注：党秀臣编《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1页。）陈的话语暗示出中国现代革命源于对西方的模仿，但这种再生产西方的现代革命却因非中国社会传统的欲望被拒斥。因此，现代革命不得不进行叙事，叙述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这样才能把中国社会传统的革命欲望组织起来。蒋光慈的革命小说隐喻着现代革命的这种逻辑性，在其中总能发现“现代革命符码”与“现代革命者”间的这种结构关系。请看下面分类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