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内涵与审美艺术形式都颇具稳定性的京味小说，80年代中期以前很以它的北京地域文化特色和传统的审美艺术范型在京城乃至全国红火了一阵子。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转型期，它的稳定性受到了挑战——虽说基本遵循着“有头有尾地讲述一个北京人的故事”模式的传统京味小说在一些报刊上还时有露面，然而拿问世于80年代初期、堪称京味小说经典的邓友梅的《那五》、《烟壶》、苏叔阳的《我是一个零》、韩少华的《红点颏》等作品与90年代的那些京味小说特别是陈建功的一些京味小说相比，或是就拿陈建功自己80年代与90年代的作品相比，无论是在文化内涵上还是在文体上都表现出了一些明显的不同。 与80年代新时期的京味小说相比，90年代转型期京味小说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其文化定位上。 新时期的京味小说是在80年代初期风靡于文学创作界的文化寻根思潮影响下发轫的。与某些作家从荒僻山野或旷远边地寻觅千古华夏的文明之根不同，京味作家们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从三千多年北京城市的文化历史积淀中去观照今日的北京，寻觅发掘着它与古老北京文化的渊源关系，洞幽烛微地捕捉着传统北京文化正负面因素在当代北京人文化性格与文化心理中遗传与变异的轨迹：或钟情于古老北京文化的现代价值，流露出浓郁的恋旧情怀；或着力于发掘传统北京文化的负面值，表现出深沉的文化批判色彩。概而言之，新时期的京味小说是以具有特定历史积淀和审美形态的传统北京文化为核心，为灵魂的。它的文化定位即在于此。 90年代转型期京味小说的文化定位则因改革开放所掀起的经济大潮和社会转型而发生了位移。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疾风暴雨般猛烈地冲击着北京人的生活方式——耸立如林的高楼大厦和四通八达的立交桥、塞满各式汽车的高速公路打破了四合院的封闭与宁静；竞争激烈的商品大战打破了和睦有序的家庭亲情关系和重义崇礼的社会人际关系；紧张快速的生活节奏把北京人从容闲逸的生活常态撕成了碎片；物质诱惑刺激着享乐主义；传统道德观念被逼退到崩溃的边缘，北京文化的自足体系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全面挑战。然而，节节溃败的传统北京文化毕竟是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故而有着很强的超稳定性和对他者的同化力。这样，与南方一些开放城市相比，北京城市现代化的步履就显得迟缓而阻力重重。传统的文化积习与生活方式在顽强地坚守着自己阵地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又总是以极大的惯性对新生活方式进行着同化改造。因此，转型期的北京文化就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较量与兼容共存中形成为一种新的结构。在新老文化的变奏中回旋前进——这就是转型期京味小说的文化定位。这一时期北京文坛上涌现出的几位京味文学新秀，大抵都把自己的创作限定在这一文化定位之上。吕晓明的《简易楼》、《天利市场》，王愈奇的《房主》、《豆汁般的日子》等，或反映商品大潮冲击下旧思想、旧观念的沉渣泛起，或揭示转型期经济膨胀与世风日下的尖锐矛盾，在作品的精神内涵上都显示出了转型期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变奏节律。 在京味小说创作中最准确地把握着这种文化定位的是陈建功。他不仅从80年代初期起就致力于京味小说创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而且对北京城市的历史变迁、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心理特征、文化性格投以特别的关注与深入的研究。在他的随笔集《从实招来》中，大量记述了他与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北京人接触交往中的感受体会，记载了不少他搜集整理的北京民风、民俗、民谣、民谚。陈建功不但把这些有关北京文化的丰厚积累融入了自己的“谈天说地”系列京味小说，而且进一步对京味文化与京味文学的发展走势等进行着理论思考。早在1991年他就在赴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演讲《四合院的悲戚与文学的可能性》中以犀利的目光敏锐地发现：作为传统北京文化形象喻体的“四合院”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已经“无可奈何地走向瓦解和衰亡”。他一方面注意到在现代文明的挤压、吞蚀与包围下北京四合院文化“被挑战，被碰撞，被诱惑，被瓦解”的处境，一方面也注意到在这种处境下它的“惶恐、悲戚、愤怒，或许还有反抗。”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陈建功不仅敏锐地发现了转型期北京文化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变奏形态及其必然走势，而且进一步发掘到四合院文化“更内在的危机”在于“人们的心理空间所受到的驱赶和挤压”——在于这种文化变奏在北京人内心所激起的矛盾与冲突，喧闹与骚动，失衡与失序，怀疑与惶惑，痛苦与不安。这心灵的骚动就其本质而言是北京人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受到挑战之后一种权衡与抉择中的两难表现。比起生活方式在物质层面的诸多改变，心灵层面的痛苦与冲突自然更加沉重与深刻。陈建功从对文学本体论的认识出发指出，文学“更偏重于反映主观直觉”，“对记录人类文明某一发展时期林林总总的心路历程，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明晰地意识到，“这新与旧更迭的时代，这心灵骚动、寻觅的时代，或许恰恰是文学的机会。”就是说，京味文学面对着自己的对象——四合院生活方式走向崩溃的北京城和在现代与传统中挣扎的北京人，除了应迅速调整自己的文化定位，在新老文化冲突中把握不断更迭变换的外在世界，更格外关注北京人在这种时代变革中“情感的生态平衡”状况，探究北京人在与四合院生活方式告别的过程中内在世界的心灵轨迹。他那些问世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些作品，如《找乐》、《放生》、《耍叉》等，其主要人物都是北京的老人。然而和写于80年代的《盖棺》中的魏石头和《轳辘把胡同9号》中的韩德来相比， 叙述方式上已经开始明显地“向内转。”陈建功在叙述观念上由侧重外在世界的再现转向侧重内在世界的表现，使他的京味小说创作进一步获得了文体上的启迪。他努力以文体的创新“颠覆陈旧的、令人乏味的审美定势，为读者开辟着新的审美天地”——富有深厚文化内涵和悠远历史渊源的京味小说，在世纪之交的90年代，在中国人跨入现代文明门槛的纷沓脚步中，在北京人告别四合院文化的心灵搏斗中，开始走向文体的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