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少儿时期就透露了他对于自然之物的偏爱，他不但喜读中国古代有关自然之物——花草虫鱼等——的图画书籍，而且根据周建人在《鲁迅与自然科学》中的回忆，他还动手栽培过花草，依据观察所得纠正过古书上的偏颇与谬误。但是，他那时所读的《花镜》这类的书籍并不是真正富有科学意味的，1898年求学南京时才真正接触到了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他在水师学堂及矿路学堂所学的课程基本上是西化的课程，此时，他不但对于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有所了解，而且就像在他的知识视野上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他由此窥见到了另外一个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闪烁着理性精神与科学光芒的世界。 留学日本之后，青年鲁迅陆续撰写了《说鈤》、《中国地质略论》、《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科普性文章，从日文转译有《北极探险记》、《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幻小说，并与同学顾琅合编有《中国矿产志》一书。所有这些，不仅显示了鲁迅对于自然科学的强烈兴趣，而且较为集中地展示了鲁迅早期对于科学思想认识的不断变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他何以由关注自然科学走向人文学科（文艺、历史、哲学、宗教等）的逻辑必然性。因此，研读此时——20世纪初期——鲁迅撰写的科普著作，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他何以要“弃医从文”的动机，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他后来何以能成为一个思想家型的文学家的思想根源。 1 十九世纪下半叶直至二十世纪初，在天朝帝国轰然崩溃这一事实的强烈刺激下，中国掀起一股富国强兵的热潮，而“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就是其中的重要思潮之一。“实业救国”论者譬如郑观应、张骞、汪康年等人，尽管在具体论述上各有千秋，但他们的思想中都有一个共通点，这就是：唯有兴盛实业才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状况。换言之，振兴实业为救亡之先务。正如当时一位论者所言，“今日救亡之术，固当以振兴实业为唯之先务”（注：胜因：《实业救国悬谈》，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讼选集》第3卷第511页。张相、王忍之编，三联书店1960年版。）。鲁迅早年受到了这种实业救国思潮的一定影响，这是由他所受洋务学堂教育决定了的。鲁迅早年入南京水师学堂学习，显然是他在家道中衰后作出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谋生式选择，恐怕并不如他后来所说“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那样的自觉与坚定。其实，无论是水师学堂还是矿路学堂，其目的都是为正在土崩瓦解着的清王朝培养实用型人才。当时鲁迅的思想也就不能不受到学堂规定的角色模式的影响。其实，鲁迅后来到仙台医专学医——一面救治穷苦的病人，一面也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的美梦，也是依附在行医这一职业的选择上。所有这些职业的选择其实都打上了实业救国思潮的印痕。 1903年鲁迅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鲜明地体现了他意欲倾心实业救国的思路。文章是从对于祖国的顿呼式赞颂开始的。他说，“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注：《中国地质略论》，分别见《鲁迅全集》第8卷3页。）又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注：《中国地质略论》，分别见《鲁迅全集》第8卷4页。）以此表达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情怀。正是由于这种民族主义爱国情怀的限定，他才在文章末尾部分号召良知未泯的旧有官僚乡绅组织中国民众自己开采矿藏，发展工业，以使祖国尽快走上富强之路。作者最后表示了由衷的感叹，“则吾将忧服箱受策之不暇，宁有如许闲情，喋喋以言地质哉。”（注：《中国地质略论》，分别见《鲁迅全集》第8 卷17页。）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那么，我担心像马一样受人鞭打还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噜噜嗦嗦地介绍中国的地质状貌哩。这说明，鲁迅撰述《中国地质略论》的本意并不只是让国人明白有关中国地质与矿藏分布的客观知识而是以此引导国人生发爱国之心，积极投入“实业救国”这一近代较为进步的思潮中去。 鲁迅早年热衷于西方科幻小说的阅读与翻译，这一方面是受到梁启超或者日本近代小说功能观的影响的缘故，另一方面也表达了鲁迅对于文学与科学关系的最初认识。1903年，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说，“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这说明，在小说与科学内容之间，鲁迅认为小说只是一种向民众宣传科学知识的较为便捷的手段，注重小说形式本身的译介并不是当时鲁迅的目的，他译介科学小说的目的在于让人们增进自然科学常识，以此破除迷信，改良思想。又说，“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与其说这是倡导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审美作用，毋宁说这是倡导小说特殊的宣传作用（所谓寓教于乐）更为恰当。这与梁启超宣扬的“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梁启超文选》（下集）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年版。）的启蒙小说观念如出一辙。在我看来，这同《中国地质略论》等文字一样，反映了鲁迅此时浓厚的实效至上的功利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