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创获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而求索奋斗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刻久远意义，在于它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开辟了中国文化创获现代性的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划时代成就，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鲁迅，这颗“五四”时期中国思想文化领空的灿烂群星中明亮夺目的一颗，其终身服膺的母题、奋斗的目标和取得的成就与作出的贡献，也正是在这方面。他的这一业绩，比之他在为某个革命阶段的具体任务所做出的贡献及意义，更重大更久远，在今天的价值也更大。

      “五四”：对民族文化主题的把握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直受到传统文化的严重阻滞，它背负着沉重的传统“文化包袱”，艰困地踽踽而行；这种窘境，为其他国家所无。这与中国文化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东方文化主要代表之一有关；也是中国文化的古老悠久和突出特点所决定的。俄罗斯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都没有遇到这种巨大而顽固的文化阻力。它们也都积极学习西方。但俄罗斯原来就有西方的“文化血脉和遗存”，并有介于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品性；日本维新时期实行文明开发政策，从“汉学”转向“洋学”，“脱亚入欧”，也只是从一种外国文化转向另一种外国文化。所以实行现代化改革时，皇帝带头，学者前行，“群众响应”；而不像中国那样，皇帝以传统文化为命根，为“法统”、“道统”之根；学士儒生，视“西学”为洪水猛兽，触传统文化则如丧考妣；民众受传统文化之“愚化”，对“洋人”“洋学”，既恨且怕，“上下齐手”，形成全面性的民族大阻力。本来，中国文化有尚静守成重农轻商的抵制现代化的一面；又有极严重的“唯我独好”文化优越感，夜郎自大。这更加大了文化阻力。中国的现代化研究专家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以儒教文化占支配地位、并与封建政权小农经济结合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板结性的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既严重地阻碍了传统文化中许多接近现代性的因素的发挥，又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慢变因素。（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 —275页。）外国研究者也指出， 中国现代化受挫于一种“特殊的思维习惯”，“尚古心态阻碍着中国人抓住大好时机以创造一种新的未来”；他们说，“在帝制中国，儒学从来就不仅仅是哲学，它是进入官场的通行证，是派别斗争的武器，是统治的工具也是地位的标志。”而“在西方，学问却完全没有这些功能。”（注：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258页。）这样， 到“五四”运动前夕，经过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直到辛亥革命的器物层、制度层的改革，仍然收效不大，如鲁迅所说“内骨子里还是依旧”，统治者仍然提倡尊孔读经、以儒治国。历史车轮印出的辙迹就是如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也已经进到文化层次；当面的强大之敌，也正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这不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决定论”习惯使然；而是中国的革命先驱对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的主题和难题的准确把握。他们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到了解决文化层问题和从文化层解决问题的时候了。“五四”运动的发生，正是以前诸阶段改革进入文化层的继续和深入。鲁迅由于早就寻觅思索过，并经历了在东京发起文艺运动的失败、回国后的几年沉思探索，结论正是中国积贫积弱是“文化斗争的失败”，必须进行国民性改造和文化再造；所以便全身心投入运动，高举起文化革新的旗帜，把握了运动的主题。

      鲁迅对“五四”主题的把握：

      人的现代化

      鲁迅从本世纪初在日本发表6篇论文，直到1936年10月逝世， 终其一生，坚持创造中国文化“新宗”、改革中国国民性，即“文化

      

      人”这一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的、现代化的文化母题。这是鲁迅经过外观世界之思潮、内察中国之实际、深究中国与人类之历史，其中特别重要和现实的是就近研究和考察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所得出的重要结论与文化选择。同样不是由于鲁迅受中国传统的“文化决定论”思维习惯的影响。而且，这里浓缩了鲁迅自身的思想历程，潜存着深厚的历史—社会—时代—文化的背景。鲁迅在“五四”以前，即经历了习水师（振兴海军）——学开矿（振兴实业）（注：过去都根据鲁迅自述，以他之入水师与路矿学堂，只是因为要“走异路，逃异地”和去上“无需学费的学校”。我曾在拙著《鲁迅评传》和《走向鲁迅世界》中，据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使用“戛剑生”的别号并刻“文章误我”的图章，推断鲁迅当时确有从军报国之志。现据申彦俊《中国大文豪鲁迅访问记》（载《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9期）， 鲁迅当时确曾有“海军热”和“开发矿业”的思想，故可认定。）——学医（增强国民体质）——从文（改造国民灵魂）这样一个思想与求索历程。它基本上“浓缩”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和诸多民族精英求索的这样一个历程，而达到了进入文化层改革和创获现代文化的认识水平：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直至“五四”运动。这反映了鲁迅的思想发展，紧密地结合着也反应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实际和历史节拍，形成了他作为“民族思考人”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品格。鲁迅的“改革国民性”的认识，也是他研究了西方19—20世纪思潮、接受了中国思想界前驱的影响的结果（前者见于他的早期6篇论文，后者如梁启超在1901年5月就在《清议报》发表了《中国积弱之源于风俗者》一文，列出中国国民性中的六大劣根性）。这两方面，不仅反映了前述鲁迅思想“源于实际”的品格；而且表明他的思想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和资源充实，也接受了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文化资源。这些，总括地说明：鲁迅所把握的文化母题，表明他真正把握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这一思想是“鲁迅文化文本”的核心。

      鲁迅所把握和始终致力的文化母题，至今还是当代追求现代化目标国家的主要的和首要的课题。一个国家的落后，不仅是经济图表上一大堆可怜的数字，而且是一种“心理状态”。这已经是世界共识。技术、设备、机器等硬件需要人去掌握和使用，“完善的现代制度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注：殷陆军编译：《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法国杜蒙教授指出的， 60年代非洲一些国家曾试图“用钱买来一个现代化”的失败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国际社会学界在60年代对6 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规模调查之后，得出新的观念：“要重新调整以往研究国家发展的重点，把人作为注意的中心，特别是普通人，而不是那些杰出的人。”（注：殷陆军编译：《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世界社会学界两个学派，一个重在狭隘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主要注意制度；一个重在广泛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主要注意的是人，特别是个人。再看我们每天所亲见的我国的现实，也可以体会到，仍然是人的落后，国民劣根性的复燃以至某些方面的恶性发展，阻滞了现代化进程的更快发展。这一切使我们理解到鲁迅坚持和发扬“五四”精神，始终把握住“改革国民性”（实际上也就是人的现代化）这一中国实现现代化、达到富强的目的母题，是何等重要、何等深刻、何等具有远见，也可见“鲁迅文化文本”在今天的尖锐而现实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