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步入九十年代以后,文坛上出现了一种贴近现实生活关注平民人生的倾向,使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与八十年代不同的意蕴。一些年轻的小说家脱颖而出登上文坛,成为九十年代令人关注的文学现象:朱文、韩东、鲁羊、徐坤、刁斗、李冯、王彪、述平、邱华栋、毕飞宇、刘继明……他们以对自我人生与心态的录写与描绘,以对他们这代人的生活境遇和精神状态的深刻体验和生动叙写,成为九十年代文坛的一种景观。由于他们大都出生于六十年代,出现于九十年代的文坛,被人们或称为“晚生代作家”,或叫做“文革后作家”,或称为“六十年代出生作家”,或叫做“新生代作家”。他们虽然在题材的选择、艺术的追求、创作的风格等方面各不相同,但由于他们出生与生活的文化、文学的背景相近,使他们的文学创作与追求有着许多相近之处,这使我们将他们放在一起谈论有了可能。 一 邱华栋在谈到他自己的创作时说:“对于我,以及像我一样出生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一代人来说,我们没有太多的历史记忆。我们受教育于八十年代,这时候中国改革开放的程度日趋广大,社会处于相对快速的整体转型。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们的社会迅速地进入到一个商业化的社会,经济已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动力,一切都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着,而我和我的同代人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经济化的社会中。没有多少‘文革’记忆的我们,当然也就迅速沉入到当下的生活状态中了。”(注:邱华栋《城市的面具·自序》,见《城市的面具》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版。)新生代作家缺少历史记忆使他们将对于当下生活的描写作为他们创作的主要题材。与前几代作家相比较,他们身上似乎缺少深刻的历史记忆,既没有浴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也没有经过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的政治运动,既没有亲历过文化革命的红色风暴,也没有经受过上山下乡的蹉跎岁月,他们成熟于改革开放的现实社会中,所面对的是一个迅速变动的光怪陆离的社会:商品社会的日益繁华,物质消费的极度追求,西方文化的纷至沓来,传统价值的逐渐解体……这种缺乏历史记忆与面对繁杂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都使他们的创作大都以当下的生活为题材。 由于对传统文学的启蒙姿态的失望,由于对政治化、群体性创作的反感,由于对文学的崇高、责任等的躲避,因此,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将个人的生活经历与感受置于十分突出的地位,他们注重描写生活的真实与真切,所表达情感的真挚与生动,而不在意所叙写的情节的曲折跌宕与否,不在意所表达的思想的崇高深刻与否,他们率真坦直地将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欲望的追求、困惑的心理、人生的挣扎等都十分真切地写出,从而展示新生代作家们创作的独特风范。 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大都高举起欲望的旗帜,在对欲望的张扬与描述中突出现代社会中青年人的生活形态与人生观念。朱文将写小说看作是出于“心中不曾平息的欲望”。刁斗认为:“人是一种欲望的集合体,其中情欲是根本。”他指出:“我不讳言,情欲在我的小说里是一块基石,就像它在我的生命里也是一块基石一样。”(注:林舟《刁斗——反抗与无奈》, 见林舟《生命的摆渡——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第249页,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 )在新生代作家们的笔下许多人物努力追逐性欲的满足。李冯的《招魂术》中叙写“我”与女友一起去县里参加民俗会并去仙婆处招魂的故事,作品中的“我”与女友的关系为:“我既不图她的钱,又不想要她的感情,我只想同她发生一两次关系。”这种赤裸裸地一味追求性欲的满足而无视情感的方式,成为新生代作家小说欲望描述的一种特征。为了达到泄欲的目的,人们可以不顾廉耻与朋友之妻通奸。韩东的《为什么?》中王一民帮朋友办事误了车,朋友安排他在书房里的长沙发上过夜,半夜里朋友妻子小初却与王一民在书房里通奸,被朋友发现。朱文《吃了一个苍蝇》中的“不想结婚,只想有时和女人睡觉”的主人公“我”,与大学同学、部门经理李自的妻子王晴通奸,李自发现后却原谅了他们。王彪《在屋顶飞翔》中的酒铺老板老焦与鞋匠老婆在大酒瓮里偷情,酒铺老板娘尤珍珠却和鞋匠有染。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关注对欲望的描写,常常十分细致地写下这些偷情、通奸的过程,并不对它们作任何伦理的、道德的判别,甚至有时将针砭之笔对准了那些被损害者、被侮辱者,而那些肇事者却坦然自得逍遥自在。 谈到文学创作中的性描写,韩东说:“我写性,不是写禁欲或纵欲中性的压力或释放,它不是严重纯粹的生理能量与社会道德之间的纠葛。也不是像一些女作家那样热衷于描述肉体的欢悦、衰老、受损和堕落的种种情况——她们在私人性的是非标准下自我辩护或是自怜不已。我写性,就是写那种心理上的下流,性的心理过程中的曲折、卑劣、折磨、负荷以及无意义的状态。”(注:林舟《韩东——清醒的文学梦》,《生命的摆渡——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第58页。)新生代作家不从社会道德等视角观照性的问题,他们常常细致入微地写出人物的性心理过程。为了追求欲望的满足,人们可以置道德伦理于不顾。朱文《我爱美元》中“我”的父亲乘出差之际特意前来看望“我”,“我”却千方百计满足父亲的欲望,“我”与父亲在小酒馆与女招待闲聊、“我”花钱雇女子陪父亲看电影,因为妓女开价太高“我”难以承受,居然要求自己的女朋友陪父亲睡一觉。作家将具有传统色彩的孝道与带乱伦意味的行为奇特地融在一起。邱华栋《哭泣游戏》中指出:“这个时代,性游戏却使爱凋零,当性变得像商品一样可以交换的时候,爱的火焰早就被一泡尿淋湿了。”作品中的打工妹黄红梅为了在现代都市中站住脚根,以自己的肉体与机智在都市人中间周旋,从一个普通的保姆、按摩女,变成一个女老板、女大款、女名人,她在城市的轮盘赌中获得了成功,却也死在城市豪华别墅中。新生代作家常常细腻在描述人物在欲望追逐过程中的心理心态,而努力解构任何道德的、伦理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