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坛上，曾涌现出一大批以切身体会来描写女性经验的女作家，她们以女性特有的心理感受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了一部部别开生面的作品。现当代人物画廊中，更摇曳着活跃异常、多姿多彩、血肉丰满的女性形象。当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男性作家塑造的。而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往往把对女性的描写作为对整个现实世界反映的一个方面，通过这一内容，力求更全面、深入地表现客观现实的真实面貌；后者则不同，她们在其中倾注了几乎全部的热忱和心血，把它视为世界的重心、现实的中心来描写和表现，倾诉了他们对人生、宇宙的全部感受、体验和思考。在这一类作品中，你也许会感到某种偏执甚至有时是乖戾，但你不能不为她们真诚的激情所感动、所征服，你将更真切地体味到女性的情绪和脉搏、人生的况味和真谛。正是在这样的基点上，本文将以现当代文学的两个重要时期——“五四”（及其后续）时期和新时期，以这两个时期中一些描写知识女性卓有成效的女作家为代表，来探索小说作品中知识女性精神跋涉的轨迹。同时，通过对知识女性精神历程的把握，尝试从女性文学的发展进程看女性意识的演进。 1 中国妇女在那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不仅同许多男人一样遭受着政权、族权、神权的压榨，而且还要经受被压榨的男人的压榨，这种双重的生理的、心理的奴役，使妇女处在社会的最底层。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坍了旧中国闭关锁国的障壁，外来思潮的渗入与自身气候的成熟，使中国这块板结已久的干涸土地发生了大面积的骚动，终于导致了“五四”运动那样一场巨大的裂变，反封建、呼吁民主与科学和社会改革的呼声，使经历了漫长的夫权社会、沉睡了几千年的中国女性意识，也在此被震醒了。于是有了女性的期待、不满、向往与愤怒，有了女性的欢笑、哭泣、撞击与破坏……新思潮、新文化给沉闷的旧中国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唤起了一代青年的觉醒，其中，年轻的知识女性的觉醒是相当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知识有如智慧之树的果子，拨开了她们心灵上厚厚的蒙昧尘埃，使她们看到了这个社会以及自身的处境，探求这个奇妙世界并力图改变这世界的意识觉醒了，“夏娃”们义无反顾地走出了伊甸园。不满于现实继而不安于现实便是女性们主体意识觉醒后的最初心态——这是精神探索的开始，也是被动而沉寂的女性生态的结束。“五四”时期，女性意识的最初觉醒是从两个方面开始的：一是对所处非人地位的经济的、物质的反抗，这是女性文学的最初收获；一是对被压抑的个性的精神扩张，集中体现在女性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讴歌上。于是，在“五四”时期，在“女人无史”之后的“有史”的开端，知识女性结束了被注释、被命名的悲哀历史，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生活，有了形形色色的理想抉择与追求的方式，出现了沅君式的、庐隐式的、丁玲式的追求。探索与寻求一种合适而合理的生命方式成了精神之旅的第一层。作家们借各自笔下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女性形象宣示着自己对于社会与人生的思索，但同时又在不得结果的苦闷中彷徨、叹息，而这种彷徨、叹息更加显示着探索的扩展与深化，于是，这一切都否定着旧有的生活模式设计，而新的（不成熟的）生活图景开始在其作品中展现。 “五四”时期知识女性题材小说的中心冲突是觉醒的个人与整个社会的对立和冲突。反映在沅君笔下，最先表现为“性爱”与“母爱”的冲突。 在中国，“婚姻自主”、“恋爱自由”，首先是对“专制”而言。冯沅君的《隔绝》、《隔绝之后》、《慈母》、《误点》里的女主人公在实现这一主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意识外在的和内在的重重阻力，其外在阻力具体化为母亲对儿女婚姻的干涉，构成“性爱”与“母爱”的对峙与冲突。“唯有正当沅君女士的时代，那是一个母亲的爱和情人的爱相冲突的时代。”（注：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这是一种时代的冲突，必然化为这批刚刚飞出鸟笼在寻路的青年女子灵魂中的苦苦搏斗。 《误点 》中的女主人公清楚地意识到两种爱的冲突， 深切感受到在两种爱中选择的痛苦与矛盾。女子对于母亲的爱恋和天然的依赖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心理意识。母爱象征伟大、无私、高尚、圣洁。母女之爱除了血缘的关系，还有中国民族文化和亲情伦理意识的积淀。要冲破“母爱”而就“性爱”，对于新旧交替时期因袭着旧观念重担的知识女性来说，在心理上必然造成沉重的压力。她们在向旧势力冲决的时候，没有顾忌外界的阻力而放弃自己的追求，勇于去完成“爱的使命”的“旅行”，却在“母爱”的心理障碍上顿足进而徘徊起来。 那个时代“母爱”的背后隐藏着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的阴影。母亲对于子女婚姻恋爱的干涉，甚至仅仅“劝诫”，也都是事实上的统治中国数千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物化表现。“母爱”在客观上成了封建势力的精神化身。 从沅君的作品中还可以看出，知识女性在求得解放的途中，不仅要迎战来自社会封建传统观念和势力的阻力，还要战胜自身传统心理的内在阻力，这是又一种冲突，这种冲突看起来不那么激烈但却更加持久，因而使她们求得解放的道路显得更加艰难。在母爱与性爱的交战中，知识女性尽管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毕竟还是前进了。《旅行》中的女主人公是冲出了家庭，在外求学的青年学生，她携同恋人一起以“完成爱的使命”的旅行，向封建礼教发起了勇敢的挑战！在《旅行》中，已看不到“母爱对性爱”的直接钳制力。知识女性冲出家庭的勇敢精神是“个性精神”和“自我意识”得以强化的表现。 沅君式的知识女性们似乎不存在“价值追问”“理想选择”这样的心态，她们多半只拥有一个极明确、清晰的目标，那就是要完成“爱的使命”，爱情成为这些知识女性们自身生命的全部意义之所在，“殉爱的使命”在她们看来是“天下最光荣的事”，她们明确地知道自己该走向哪里。沅君以她颇具特色的艺术之笔展示出这一点，在她的作品中，那种坦白直率的描写和细腻深入的心理剖析比比皆是，它们深刻地揭示了女主人公们这种心理特征，“大胆无畏的写出一般女性不敢写的女性的毫无隐饰的恋爱心理”。（注：王哲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然而，作为刚刚从旧社会脱身出来的“新女性”，她们终究又摆脱不了母爱与旧的道德观所带来的负罪感。所以，浑身洋溢着叛逆精神的“我”即使有勇气和所爱的人一起去旅行，却又不住地自责自己的行为给母亲带来的痛苦。她们的态度是坚决的，但她们的灵魂却在不断徘徊，最后她们在极度的痛苦中选择了一条“牺牲生命来殉爱”的道路。沅君为她的知识女性们安排了一条近乎悲壮的道路，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实际上却是逃避——逃避现世、逃避压力、逃避来自于心灵的苦苦挣扎的苦痛。她们最终一无所获，既没有找到爱情的幸福，也没有成为传统道德观念下的贤淑女子，沅君式的女性在结束生命的同时也结束了精神的继续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