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和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自从1921年，当时尚未采用“茅盾”为笔名的沈雁冰接手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并将它改革一新之后，上海就和现代小说的发展结下了难解之缘。几乎在每个历史阶段，上海都向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和重要的内容，文学史上很多重要的小说都诞生于上海，如郁达夫的《沉沦》，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巴金的《灭亡》和《家》、《春》、《秋》，茅盾的《子夜》等。而从三十年代那一场“京派”、“海派”之争来说，“海派”作为一大流派而被提出，也说明在上海这块土地上小说创作的引人瞩目。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上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社会风气日益开放，都市文明逐步发达，它不仅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而且这个充满动感的大都市还为现代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它不仅成为左翼革命文学的重镇，中国第一个小说创作中的现代派——“新感觉派”也产生于上海。直至抗日战争爆发，文学重心迁移大后方，上海形成孤岛时期，在一片肃杀惨淡的氛围中，还顽强地出现了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新海派作家。钱钟书问世于四十年代后期上海的《围城》，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著作。 1949年之前，上海在小说创作方面已经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并形成了多样化的传统。 1949年，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农兵成为新社会的主人。为工农兵服务、歌颂工农兵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一切文艺创作的目的与内容的中心要求。许多作家欢欣鼓舞地迎接新的生活，努力理解、适应这一新的变化。同时，按照这一全新的要求，发现、培养新的工农兵作家，特别是工人作家，没有比在这个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城市更为合适的了。五十年代出现的工人作家，应该说以上海的几位最具代表性。新、“老”两部分作家的作品构成了当时小说的“主旋律”。但是，一些具有写作经验的作家又不能不对这一狭窄的文艺路线有所质疑。解放后不久，上海就有作家提出了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人物的问题，并进行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而且，不自觉或自觉地企图逾越、冲出这些约束和限定的作品或言论也时有出现，当然，无一例外地都遭受到了迎头痛击，比如“武训传批判”和“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经过一场又一场的批判运动，作家的笔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作品则无论是内容还是所采用的写作方法都越来越单一。然而，如果是一位真正的作家，只要还进行写作，就不可能完全放弃他的独创性，无论在怎样的高压之下，他仍然会谨慎小心却又顽强地突破那些不合理的清规戒律，以自己选择的审美方式表现自己对于生活的独特感受，除非他放下了笔或舍弃了作家的立场。因此，尽管运动一次紧似一次、甚至将一切文艺创作上的不同于现行规定的表现都提到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度来进行批判，尽管写工农兵、写工农兵当中的英雄人物的主旋律越来越强，调子也越来越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这种规定终究未能一统天下。每逢有所松动的时候，就在狭小的空隙之间，上海仍有一些作家在不脱离革命题材的范围内，写出了一些堪称小说、甚至优秀小说的文学作品。从这一时期——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入选的小说，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意识形态方面这种一张一弛的过程和一些作家的执著精神。 谈那个时期的小说，首先得谈老作家巴金的《团圆》。这样一位当时已经在文坛奠定大师地位的作家，也不得不告别他所熟悉的题材，被纳入到重新“深入工农兵生活”的轨道中去。他来到抗美援朝的前线。这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军事题材、战争小说无论在中国小说还是西方小说中都有其较深的传统。人性往往在战争中得到强烈而集中的表现，在残酷的战场上，在“阶级性”之外常常流溢出共通的人性。当然，稍有偏离，被戴上“人性论”、“战争恐怖论”甚至美化敌人丑化英雄之类帽子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而老作家巴金小心翼翼地绕过“地雷”又不失个人风格，以细腻而抒情的笔调，在被圈定的局限之内，小心翼翼地演绎了一出悲欢离合的亲情故事。一出由于革命需要而离散的父女在十几年之后意外地团圆于朝鲜战场的故事。在战争的背景下，小说中既写了亲人牺牲、更多的年青人的伤残、战友之间生离死别的眼泪，又充满着蓬蓬勃勃的青春的活力和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小说既未脱离特定的时代氛围，但是，笔触又集中于写人——不是抽象的、概念化公式化的人，而是活动于特定环境下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也许可以说，巴金大师的这篇小说为在当时条件下如何保存一定程度的艺术性，给一些作家做出了榜样。 战争题材和农村题材是解放区小说的两大重要题材，从战场来到上海的解放区作家对当时倡导的这两方面的题材的写作驾轻就熟。当时上海倒多亏这部分作家支撑了局面。 孙峻青、刘知侠、吴强写的军事小说，在全国范围内也属名噪一时的佼佼者。孙峻青收在《黎明的河边》和《老水牛爷爷》两集中的短篇小说的题材，绝大部分都与战争有关，有的是从正面或侧面表现战争，更多的是写军民关系，写后方根据地老乡和子弟兵的生死攸关、生死与共的关系和感情。他的这些短篇与另一位也是擅长以短篇的形式写战争题材的山东作家王愿坚形成一南一北的对照。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是一部以叙述轻快流畅、故事情节惊险、既符合“大方向”又好看的长篇小说。它不但很快就被改编成电影，而且还开了“畅销”小说的先河，是上海第一部印数最高的小说。吴强的《红日》则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战争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这部小说写的是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作者视野宽阔，小说气势恢宏。这不仅在于它表现了从军司令部决策到全军行动的全过程，更主要的是着意于刻画从军长、各级指挥员到基层战士一大批人物，形成了一个人物长廊。这得益于他长期部队生活的经验，特别是他的高层领导工作的经验。他熟悉部队中自上至下形形色色的人物。加以他具有来自三十年代的写作训练，他力图表现不同的人物在面对战场的生死考验时的不同反应，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心理上。他想写不同的人，还想写人的复杂的真情实感。《红日》中出现了一个被胜利的狂欢冲昏头脑，打了胜仗之后喝醉了酒摇着帽子骑马招摇过市的解放军连长的形象。这位连长石东根自然在所难逃“歪曲解放军英雄形象”的指责，但是这个形象倒是书中最生动可感令人历久难忘的。小说还出现了敌方高级将领张灵甫，也看得出作者竭力避免使之概念化小丑化的企图。尽管这些作品从不同方面受到约束，但他们都透露出生活的气息，具有或强或弱的艺术性和打动人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