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四届评选结果于1998年初出台了。到此为止，它已走过了16年（1982年—1997年）的历程，其获奖作品则涵盖18年（1977年—1994年）。这应该是它的“童年期”。 茅盾文学奖被人们普遍看作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甚或是中国当代文学界的最高奖。然而随着评选历史的延伸，这个“最高”被越来越多地投上了难以抹去的怀疑的目光。人们对它曾有过的热情，信赖和企盼仿佛也越来越淡薄了，尤其是后两届评选结果出台以后。 任何一种文学奖项都被看作是对其历史发展的肯定和引导，而到了现当代，长篇小说又往往被认定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它的评奖更具有这样的性质。从这一角度观察，茅盾文学奖的偏颇则更突出。 我们且从科学性和权威性进行讨论。 我认为，所谓评奖的科学性首先是评选标准的明晰、确凿、崇高、一贯性及其艺术审美的前置性，文学发展的前瞻性；其次是评选程序的规范性。所谓的权威性则体现于评选的各个环节上：评选标准，评委的组成状况，评选的具体操作过程，最终落实在评奖的结果上。科学性是权威性的保证，没有科学性就不会有真正的权威性；权威性是科学性的目标，没有权威性科学性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了科学性和权威性，任何评奖不过是一文不值的儿戏。 关于科学性 首先是标准。标准即准则，它表明评奖的性质和基本特征，指导和制约着评奖的全过程，具有“法”的意义。严格科学的标准才能保证评奖的严肃性，这是走向目标的基本前提。对茅盾文学奖，局外人从未在报刊上或其它传媒体得到它的明晰、确凿、一以贯之、具有“法”的意义的标准；局内人则透露说，该奖“居然历来是在不予阐明评选的艺术标准的情况下展开工作并敲定评选结果”的（注：朱晖：《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之我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二期。）。当然，我们不会认为每次评奖毫无标准可言，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标准是临时性的，即每次开评前大致规定的，因此它不具备“章程”或“法”的意义。而且，这种临时性的标准在具体操作中也有很大的通融性和主观随意性。比如，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弘扬主旋律，鼓励贴近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的创作是评选的一个指导性原则”（注：胡平：《我所经历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小说评说》1998年第一期。）。显然这只是针对该届的指导原则，即“标准”而“指导”的结果也只是选出一部《骚动之秋》这样的作品，占获奖作品的1／4，还是在“对这类题材作品无法要求太高”的情况下比较勉强评出的，可见其指导原则的脆弱性。 从上面的“指导性原则”也见出一个事实：作为一个标准，它主要的还是停留在“政治”对话的层面上，而小说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应予首先重视的艺术审美性则大大后置了。应该说这种倾向在历次评奖中是一贯的，第三届则最突出。这样说，并非是仅仅抓住某人透露出的只言片语（这当然也是重要的信息）而形成的片面结论，更主要的还是从评奖的实践结果去看。从历次公布评选结果对入选作品的评价中我们看到，其政治内涵是十分鲜明突出的，那就是所谓的“主流意识”，或曰“时代精神”、“主旋律”，而其艺术信息则是十分含糊、微弱的，且淹没在前者之中。如果人们认为“政治第一”甚至“唯一”仍然主导着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活动，那么主办者将怎样去辩解或反驳呢？至于那些具有相当深厚社会内涵，并显出相当艺术功力，也产生了相当社会影响的作品却与此奖“失之交臂”又将作何解释呢？正因为如此，象《白鹿原》这样建国以来难得一见的厚重之作却成了第四届评奖“困难的症结”——不评吧，文坛内外都过不去：“1989年至1994年间，被公认为最厚重也最负盛名的作品首推《白鹿原》”；评吧，“《白鹿原》通向茅盾文学奖的道路上荆棘丛生、吉凶难卜”（注：胡平：《我所经历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小说评说》1998年第一期。）。“症结”到底在哪里？明白人不言而喻：《白鹿原》的某些历史观念同现实的政治观念的龃龉。传统文化昭示聪明的国人以灵感：走“中庸”之路，评其“修订本”。阴霾消散，皆大欢喜。不过这却给中国文学历史留下一个大尴尬，一个使人无法发笑的笑话：所谓的“修订本”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存在”，接受殊荣的只是一个假想的经过“整容”后的“新生儿”！如果以评奖的时限1994年计，其时此“新生儿”的影子还不曾在作者的脑海里孕育。这一新版之“皇帝的新衣”只给历史留下悲剧性的思考。 文学属意识形态范畴，它无法摆脱社会时代及意识形态其它部门尤其哲学、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但另一方面，文学（包括小说）首先是一种艺术存在，是“艺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们在艺术这一特殊的“自由王国”中的审美创造，所以，审美属性是其根本属性。文学作品中的社会思想内涵其实只是作者的情感价值的体现，其中包括认识价值和道德价值，而这种价值的真理性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却表现为绝对的相当性。这只要是回顾一下文学历史，尤其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就再清楚不过了。作者的情感价值只有融入艺术的审美创造中才会造就真正的艺术，才能体现真正的艺术价值，反之，只能诞生低廉的宣传品或商业广告。表达理念是容易的，创造审美的艺术价值是困难的。作为文学奖，首先评的是“文学”，即对象的艺术属性和艺术品质、艺术成就，这其中就包容了作者的“情感价值”，即思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