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人 评论素有四小名旦之誉的《作家》文学月刊是件让人愉快的事情，虽然我们不能有信心把这项工作做好，因为许多在人们看来是评刊的必备条件我们都不具备，比如我们虽然与《作家》杂志的多位编辑和主编有过联系，但至今都未曾谋面，我们居住于长江三角洲的一所小城，而《作家》则远在我们从未到过的寒冷的北方，真不敢说我们就真的了解《作家》；又如我们缺乏相应的资料，甚至连《作家》杂志也找不全，我们是从1988年开始订阅收藏《作家》的，而早在这之前的《作家》已发表过韩少功的《文学的根》、宗璞的《我是谁》、朱大可的《空心的文学》以及许多在新时期文学史上值得提及的重要作品，我们显然错过了《作家》的几个重要驿站，而由于时间等因素的制约，我们手中只有无法返回的单程车票。 但书与人的关系可能超越了上述学术工作的遗憾，我们曾在一篇随笔中写道：书与人的关系不能单纯从功用上看，人之于书除了拥有与阅读外，更深层的是一种相遇。人与书是有缘分的，许多书就在你的身边，甚至你早已读过了它，但你与它可能并未相遇，还需要机缘与等待。因此，一些书一开始就让你如遇故交，而另一些书则让你惊讶怎么对它熟视无睹，叹惜“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对人与书这样的理解可能未免情感化了一点，但在传媒技术愈来愈发达的今天，这份古典情怀可能真是值得珍惜的呢。所以，固然可以从当代文化、文学史、编辑史、期刊史的角度去研究《作家》，但对于读者来说，不管是专业读者还是普通读者，首先值得叙述的可能是公开的或私人的与《作家》杂志的这种情感意义的书与人的关系。人们的生活是丰富多采的，我们不知道在日益丰富的生活中，是不是还存在着相对稳定的“文学生活”，这儿的文学生活并不分职业与非职业，当一位普通读者试图通过阅读进入文学生活时，他会选择什么呢，他会不假思索而又相当自然地从期刊架上取下《作家》吗？或者，他会以订阅《作家》的方式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固定于文学消费？这样的温情已经发生，而不是编辑们的心仪之境，所以，我们一直觉得小说家苏童和余华对《作家》说的话非常好，苏童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是否有一种特殊的心境？因为听他这样说，就觉得已经变成了一名普通读者，他的话很短：“《作家》现在读来愈发赏心悦目了。真的很好。”事实就是如此，这样的话实在不怎么专业，他用了“赏心悦目”和“好”这样的形容词，我们提醒大家注意，苏童说的是两句话，中间用了句号，如果细心体会，这两句话中间是一个停顿，而所有的味道都在这停顿之中，然后通过那四个朴素的字徐徐吐出。余华的话稍长一些，我们是从他的一篇专文中摘下的，题目是《作家们的〈作家〉》，但谈到的却绝不仅仅限于职业写作者，余华说道：“地处吉林长春的《作家》能够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月刊，其秘密就是首先让刊物成为作家们的《作家》，然后再成为读者们的《作家》。让作家们先喜爱它，给予它自己满意的作品；接下来读者自然会喜爱它了，因为读者购买一本文学杂志是想读到好的文学，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的目的可能不一样，但希望“拥有”并且真的“拥有”却是相同的，余华在不需要“秘密”出场的语境下使用“秘密”一词，这使得他的话同样是颇具人情味的。 我们借他们的话，再次表明《作家》挽住了人与书的亲情关系，我们称之为“《作家》现象”。 边缘与中心 余华的话还有值得玩味的地方，因为他特地点了《作家》的出版地：“地处吉林长春的《作家》”，而之所以说这句话，是为了下面的对比：“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月刊”，这里面有一种惯性思维，其实，边缘与中心是相对的，在地缘上，《作家》确实不占优势，但刊物可以成为一个人工的会场，可以成为一个远程的广场，以文字的方式云集天下精英，使之成为思想与知识的角力场。这样，重要的是刊物的定位，刊物的气度与胸襟，是否办在通常所说的经济文化中心倒又无所谓了。而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因为在中国出版界，确实从体制到习惯都存在着一个期刊的等级制度，所以当1983年7 月原《长春》文学月刊更名《作家》时，就立时遭到了非议，因为从《作家》这个名称上再也看不到地域性的标志了。在多年的办刊中，我们想《作家》是一直在寻找某种最佳的契合点的，因为从体制上讲，它仍是一个地方性文学刊物，而在实际办刊中，它早已是“全国性”的了。一些陈旧的与计划经济相一致的办刊思想显然要打破，即使提倡地方性，也不能意味着只是为地方作者提供发表园地，如果办成那样的与国家文学总体水平相差甚远的故步自封的“自留地”，那还有什么意义？真正的对地方文学水平有作用的应当是海纳百川，取法乎上，以国家乃至世界文学水平来拉动本地的文学创作。事实上，《作家》一旦发现具有潜力的本地作家，总是不遗余力，甚至需要顶住压力去推出的，如洪峰，如述平，再如近期的金仁顺。——现在，《作家》成为了“中文核心期刊”，是否可以较为轻松而自如地处理好中心与边缘、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了呢？《作家》编辑部在1998年第十期的封腰上说：“近年时见管理部门组织各级各类期刊评比的报道，本刊也曾在这类评比中获得好评以至于奖励，但比较而言，本刊对于列名于中文核心期刊在思想上更为看重。”他们向读者耐心地解释了什么是核心期刊以及评比遴选的方式，着重指出“这显然比那种随意性较大的评比或评奖更科学而更具权威性。”这不仅仅是自豪，如果没有办刊人的艰辛与苦衷，是不会体会《作家》向读者告白这则消息的意味深长的。 “中心与边缘”这一说法不仅仅是对处于地方／国家这一特殊境遇与立场的《作家》的描绘，它同时还可以用来概括《作家》十几年来对汉语写作方式的探索与倡导，如果要我们仅用一个概念来概括这一点的话，我们愿意作出较大的学术表达上的牺牲而着重指出《作家》在推动汉语表达的“个人化”，而且是作为本体的个人化上的杰出贡献。所谓《作家》的先锋立场，我们认为最准确的含义也就在于这一点。在一开始，《作家》在栏目上的设置也是小而全式的“老四篇”（小说、散文、诗歌、评论），但自从1983年第一次改版后，它就在这小而全的老四篇下做出对传统汉语表达的解构，这里的“传统汉语表达”有特定的意思，既指更为久远的“文以载道”，也指较为切近的模式化、政论化表达，不管古与今，远与近，从表面上看，当代汉语表达的模式化、政论化在语义上与古典时期的“文以载道”有着鲜明的对立，但在抑制表达中的个人化，强调民族或国家意识的绝对权力，终至于从表达中解除个体的位置这一点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别。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从表达中驱逐“意义”、“形而上”，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在近期一再表述的，我们在意义上非常匮乏，因为压制乃至删除了个体，使得人们无法或丧失了对意义的追问，而且，由于个体的缺席，使得汉语在表达方式（话语结构、语体风格、词汇变迁……）上几近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起码的活力。因此，当我们今天在这儿面对着十几年的《作家》刊物，将它们一一翻过去，看着一篇篇或熟悉或陌生的文字时，我们才意识到与这本刊物相随相伴的中国近二十年的新文学从本质上说是个体浮出水面的努力与挣扎，是首先由文学界内之士发起的一场汉语救亡运动。因此，有着切身的政治运动感受的并不年轻的宗璞女士在当代先锋文学未具规模之前即得风气之先写出《我是谁》就不是偶然的了，而《作家》杂志敏锐地接纳了它，也显示了办刊人的勇气与高屋建瓴。也许，现在回过头去再看看《我是谁》并不觉得怎么样，但是，置于当时的语境是怎么评论也不过分的，它牵涉到两个方面，即它与传统意义迥然不同的对个体存在的追问与追寻和它在“小说”名义之下而与阅读期望和传统模式大相径庭的小说写作方式。这样的事件在《作家》以后的办刊中可以说是屡屡发生，比如《奔丧》（洪峰，1986）、《大师》（马原，1987）、《黄城》（廖亦武，1988）、《某》（述平，1994）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刺痛了汉语表达几近麻木的神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