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化和个人话语给当下文学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吴义勤：个人化和个人话语在我们的时代被当作一个严重的话题来谈论实在是文学的莫大悲哀。在我看来，个人化和个人话语本就是文学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一个作家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从前的“文学”离真正的文学是多么的遥远！我们应该庆幸，个人化和个人话语终于莅临了我们的“文学”，它给当下文学带来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最明显的就是中国文学开始了从集体风格向个人风格的转化，这具体体现为：一、拓宽了文学表现的经验领域；二、加深了对于人性探索与表现的深度；三、解放了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艺术想像力；四、以个人的方式开始了对于西方话语模式的抵制。 谢冕：个人化写作对于“群体化”写作的垄断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反拨。它开辟了一个同样让人惊喜的浩瀚的文学空间。它恢复了长期受到忽视和压抑的文学的另一层面的功能。它使中国文学的生态走向良性循环。 从文学的生成来看，它受到个人的独特体验和个性化的创造性劳作的决定性影响。但从文学的表达来看，文学的确也存在着“非个人”的一面。若是因为个人化而切断了文学和公众、文学和社会的联系，那么，这种文学最终也会被人所遗忘。 童庆炳：文学创作当然需要体现作家的独特创作个性。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一个作家只是絮絮叨叨没完没了说一己的私事，与大众关心的事情不沾边，占去了期刊杂志上太多的篇幅，则没有什么必要了。“个人话语”写到日记上去好了。中国出不了伟大的作家可能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国作家缺少那种“自我拷问”的体验。1988年我在《文艺报》发了一篇文章，原来的题目是《自我拷问——一个文学创作的原理》，发出来时，副标题被删去了。我至今认为这个副标题是不能删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有自我拷问精神的是屈原、杜甫、关汉卿、曹雪芹和鲁迅。在外国文学史上，则有陀斯妥也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卡夫卡、海明威等。现在看到的许多作品，里面也不能说没有“体验”，但那是一个旁观者的体验，作家自己没有多少情感的投入，更缺少“认同性体验”。就是说，你写一个下岗工人的痛苦，只是从旁同情，这是不够的。在写作时，要达到的境界是，你自己就是下岗工人，你自己就经受了那种痛苦。那么你写出的就不是你自己，而是真实的下岗工人及其痛苦了。 谢有顺：个人化给当下文学带来的最大变化也许是打破了许多人对文学曾经有过的幻觉。坚持一种个人的话语立场，其内在的意思是从社会巨型话语和集体的思想路径上撤退了下来——而过去许多人所拥有的文学幻觉正是在这种思想里建立起来的。文学的言说成了这个时代众多言说方式中的一种，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种，它远没有过去所认为的那么重要。不像巴尔扎克生活的那个年代，有一次，巴尔扎克外出演讲，说了一大通政治和军事的话题后，他接着说，现在让我们回到严肃的问题上来——对巴尔扎克那个时代而言，真正严肃的问题就是文学。现在已完全不同，社会的多元化为每个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自由，每个人获取精神援助的途径也越来越多。作家们必须从生活导师的角色幻觉中醒悟过来，谦卑地俯下身，仔细地倾听生活的秘密言语，倾听属于个人的、人性的悲伤与叹息，疼痛与寒冷，幸福与欣喜。——恢复每一个微小的事物、微小的心灵细节在作品中的存在权利，是当下写作所争取到的最大自由，除了这个，时代并不需要作家做更多；另外，个人话语也意味着一个新的价值立场，它表明作家不再用整体主义、社会公论的眼光来观察世界，而是来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立场，即，从自身的私人体验出发的，描绘和捍卫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事物的立场。这个立场相对于过去所热衷的社会巨型话语，也许显得十分微小，但它却能使一个时代的精神不致于在一个个个体身上丧失记忆。 邵建：不妨偷一下懒，转录一段我自己现成的文字：“90年代的文学界无论在小说创作上还是在批评运作上都出现了一次引人瞩目或引人争议的‘话语转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作家或批评家从以往作为‘普遍主体’的‘大叙事’转向从‘个人主体’出发的‘小叙事’。我个人习惯把这种以‘小叙事’为其指归的话语称之为‘个人话语’。在我看来，力倡小叙事和个人话语的知识分子往往有这样一个特点，即他们不再虚妄地以天下自许，动辄便以‘代言人’的身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是回到文本，把‘精神原创性’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是否可以这样说，在区分的意义上，个人化主要是对小说创作而言，个人话语则主要相对于文学批评而言。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做“小”不做“大”。我把它们共称为“小叙事”。作为对知识分子张口就是人类“大叙事”的自觉反拨，小叙事的意义至少有这样两点：一是对于世界多元化的体认。世界在本体论上就是多元的，任何人的话语表达，只是这多元当中的一元，或者说是百家当中的一家，因此，它就无法大起来。一大，就有将多元变为一元的可能。另一则是对文化的警惕。知识就是权力，小叙事是小权力，大叙事则是大权力。个人话语并不完全否弃权力，因为它毕竟体现了个人的思想力量。但权力是有限度的，个人话语警惕的是把有限的知识扩张为无限的权力。比如古人所言的“一言以为天下法”或“一身而为百世师”，就有这方面的问题，而这两句话可以说是知识分子非常向往的价值目标，也是他们始终难以化解的一段情结。个人话语的张扬，恰恰就是对这两句话的某种消解。当然我这里谈的主要是人文批评而非创作了。这个问题我已在《意义形态与个人话语》里展开过，刚发在今年第3期的《南方文坛》上， 且又在《跨世纪的文化选择》中再度申述，尽管尚未找到发表的地方，但这里就不再饶舌了。 贺绍俊：个人化与个人话语的使用似乎被局限在很狭小的范围内，这两个词几乎成了新生代作家及其创作的专有术语。但我以为，个人化是当代带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潮流，应在更开阔的视野下展开对它的讨论。 雷达：从群体话语向个人话语转化是当今不可忽视的现象之一，它给文学带来丰富色彩。我认为个人化必须与时代沟通、与读者相呼应，才会达到真正的发展，否则个人化也只能是个人话语而已。 黄伟林：个人化和个人话语给当下文学带来了新的景观，这是一种必要的而非唯一的文学存在，它可以使文学变得更丰富。 马相武：个人化和个人话语给当今文学带来了个人化和个人话语。1、文学显得更“小”、更“轻”；2、文学的所有制发生了格局的变化：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等公有制形式依然存在，并有了新的变化，但是“个体”所有制也已合理存在，“私有”——无论从生产和消费（写作、发表和阅读、评论），还是从传播和规模上，都已被社会“认可”；3、个人化和个人话语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某几位青年作家的天才创造，而是有传统可前摄的，远的不说，二、三十年代就能找到非主流的类似写作，就连郁达夫和郭沫若的小说里也有这种东西；4、 “个人化”不可能无止境地无限“化”下去。我相信个人化和个人话语在文学中将继续长期出现，但我们更要关注它的阶段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根据和原因。此外，应当区分个人化和个人话语的不同类型和特点，新生代（晚生代）群体中的有些个体相互很不一样哟！5、 我想特别提醒一点：所谓“60年代作家”、“70年代作家”这类提法和划分是荒谬的，是批评中的形而上学即“年代血统论”，也是批评家通过生硬的命名来获得“外观设计专利”的流行习惯的例子；6、 我希望文学实现不同的“所有制”的“组合”，“全民”、“集体”和“个体”应当优势互补，它们不是泾渭分明的，“三资”性质的文学生产方法论可以为作家和领导打开思路，我们的大趋势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文学，其中主流文学和非主流文学在变化中存在和发展，相互竞争并且相互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