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作家的历史小说（注：本文所谓“现代历史小说”就时间而言，指“五四”新文学30年间（即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时段）作家重叙历史的小说文本；就文体而言，指具备现代小说叙事型态的作品（不包括历史演义与传奇）。由于本文试图选取启蒙视角完成对历史小说创作主题的一种解读，故并未涉及对象的全部。）创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作为一种特殊的小说类型，历史小说随着新文学的发展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现代特质，作家们往往在叙写历史的同时，又落笔于眼前的现实，自觉追求历史叙述与现实文化语境的紧密关联，从而使历史小说创作不仅在时间意义上与新文学相伴生，而且在精神价值上同样印证着整体文学观念的演进。“描写过去，而不添加我们自己感觉的色彩，那是办不到的。是的，因为所谓客观的历史家到底是在向现代发言，他便无意间会用自己时代的精神写作”（注：《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28页。）。 正是这样一种重叙历史的愿望使一部分历史小说作家获取了面对现实的勇气与力量。同时，“五四”以来形成的以民主与科学的眼光重新思考、发现历史的文化启蒙与思想革命这一时代精神，一并激起了许多作家识破历史透见人生真面的自觉追求，通过理性的审视获得历史真知被视为民族新生的必要前提。 “启蒙”在18世纪的欧洲就是反对中世纪封建愚昧的思想武器，思想家们致力于用理性之光引导人们走出黑暗的蒙蔽，寻求思想自由与个性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弘扬思想革命的启蒙精神，同样要求人们冲破蒙昧主义的束缚，并将矛头明确地对准了长期禁锢和麻痹着国人灵魂的封建主义传统。“新的历史故事，我以为至少不是重述，而是‘揭发’与‘解释’”（注：郑振铎《玄武门之变·序》，开明书店，1946年版。）。对历史小说的这一要求体现着现代作家通过对历史的重新叙述参与文化重建的时代愿望，这种愿望首先便落实在他们的作品所包含的一个个“识破”题旨中。 如果说厚重与复杂是历史本身具有的两个基本特征，那么当这种复杂厚重的历史变得越来越难以看清时，时空的流转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历史迷障的形成更多地来自人为的造设，“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注：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四）》，见《鲁迅全集》第 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封建秩序中的一整套意识形态话语尤其使历史充满了欺瞒和虚诈，于是，它成为作家们所要着力戳破与瓦解的一个历史幻象。 “天命”从来都是支撑着封建秩序的主要思想根基，这种观念首先替帝王圣人们打出了一面秉承上天意志的历史幌子，正是这种虚妄的“公理”成为“治人者”冠冕堂皇地对“治于人者”进行欺瞒的前提，如果“天命”观仅仅是为统治者们增添一种虚伪的荣耀与装饰，那么它还只能算一个无稽的历史妄谈。然而，这种观念凭借封建秩序中正统意识形态的支配力量渐渐渗入绝大多数人的头脑之中，甚至，变成一种似乎源于他们自身的观念时，其历史反动的本质就分明地显露出来了。“天命”观的不断得以强化使已经处于蒙蔽之中的民众越来越多地失去反抗的自觉与可能。即便他们已经朦胧地觉察到了既有秩序的不合理，他们的反抗也难以有一个准确而致命的指向。郑振铎的《汤祷》着意对有关商汤祷天求雨的传说进行重新解释，从而叙写出一个富有历史深意的新故事。久旱无雨的灾祸在给农民们带来饥饿的同时，也使他们获得了一次寻求自我解救与新生的契机，他们甚至已经将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了人间的最高统治者——帝汤。“该是那位汤有什么逆天的事吧？天帝所以降下了那么大的罪罚。这该是由那位汤负全责的！”于是，人们缚起商汤，堆好干柴……这位心虚而胆怯的帝王也几乎真的成为农民们祈求拯救的牺牲，然而，一次为民祈雨之举终于还是变成了为汤祈命：紧要关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恰到好处地及时淋熄了已经燃起的干柴，也浇灭了人们心头难得的反抗之火。“那位汤又在万目睽睽之下，被村长们、祭师们护掖下柴堆，他从心底松了一口气。暗暗的叫着惭愧。人们此刻是那么热烈的拥护着他！”在这里，万民相信的最高权威是天帝，所以他们只能永远俯首听从天命，天雨之所以能够替代汤的鲜血，是因为汤虽是一个被动者，但仍如往昔一样被置于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被看作一个足以救民水火的人物。何时汤能够被人们看清乃至看轻，包括“汤祷”的虚妄，何时万民方能真正成为改变自己命运的主人。那曾经使汤帝感到莫大惊恐的反抗者们眼露的“诡异的凶光”在小说中几番出现，只是在历史上这“凶光”太少闪亮了，受人宰治的民众们更多的是温顺与盲目的惊奇和感激。作者完成无情的揭露之后没有忘记留下一个透见历史光明的希望：“只有那柴堆还傲然的植立在大雨当中，为这幕活剧的唯一存在的证人。” 正是因为历史小说作家们对“天命”思想的识破没有仅仅停留在撕开统治者身上那层历史外衣而将笔触探入被统治者锈蚀的内心，所以才让我们见出作家们开启民智的良苦用意。即使历史已经向前迈进了几千年，鲁镇的祥林嫂依然要承受来自同处下层的柳妈有意无意地编制出来的地狱神话的恐吓。对于封建秩序中的民众来说，为保障帝王崇拜而从历史妄谈中异化出来的天地迷信，本来是一种被动的外来的附加观念，久而久之却变成了民众之间一种自觉不自觉的通用信条，并且主动地相互制造相互传播相互强化相互欺瞒，从而使心灵脱去蒙蔽获得解放的历史过程愈益艰难而漫长。历史小说作家们呼应着鲁迅式的文化启蒙愿望，继续作揭示病痛寻求疗救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李俊民的《心与力》、曹聚仁的《焚草之变》、宋云彬的《隋炀帝之死》……以及茅盾著名的《石碣》，其主要价值也正体现于这种自觉的努力之中。尽管出现在李俊民笔端的舜一再被剥去“圣人”的外衣而显出虚伪与狡猾，但《心与力》中的下民们依旧用欺人亦自欺的妄言成就着“舜天子”的大名：“我亲眼看见井边冒上了一个神龙的头，慢慢地，龙身上的龙麟，龙爪，都看见了。过了好久，他才变还了舜天子的样儿；我看，他才是真命天子哩。”即使是在揭竿而起的梁山泊这个反抗群体中，根深蒂固的“天命”观念依旧作祟，使英雄好汉们终究难脱“替天行道”的渺茫与尴尬：“我刻东岳庙的神碑，也刻这替天行道的鸟碣，就是这么一回事。提起什么天呀道呀地呀，倒是怪羞人呢！”《石碣》由于发现并触及了历史上农民起义本身所具有的一个典型症结，使这篇取材于旧作的历史小说获得了更为深远的文化内蕴，并从一个层面上显示出现代作家历史小说与古典历史文学作品的本质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