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拥有庞大作家队伍、影响广泛，为大众，特别是小市民阶层所接受的流派。它历时40年之久，跨越近、现代两个文学时期，其作品数量之多，远非新文学所能及，它几经沉浮兴衰，而流派特征则始终如一。故长期以来倍受批评，对此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呢？ （一）是否代表封建买办势力 长期以来，对鸳鸯蝴蝶派的批评都立足于他们在政治思想上代表封建买办势力这一认识上。其实，纵观鸳鸯蝴蝶派的创作，可以发现他们的作品大多具有爱国反帝的思想内容。最典型的作家要算该派重要成员周瘦鹃，他在《我的经历和检查》中自叙道：“自从当年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21条卖国条约后，我痛心国难，曾经写过《亡国奴日记》、《卖国奴日记》、《祖国之徽》、《南京之围》、《亡奴家的燕子》等好多篇爱国小说，想唤醒醉生梦死的同胞，同仇敌忾，奋起救国，以致引起了上海日本领事馆的注意，把我列入黑名册，曾派特务到报馆找我，险遭不测。”这种爱国精神，在鸳鸯蝴蝶派中还是有很大代表性的。在民族危难深重之日，该派的《礼拜六》等刊物刊登过许多翻译和创作的爱国作品，用以激励国民的爱国之心。1936年前后，在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在周瘦鹃的《亡国奴日记》的封面上清晰地印着“毋忘五月九日”的字样。后来他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参加了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足以证明他爱国反帝的立场。包天笑列名于《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言论自由宣言》，张恨水更是以自己的创作表达了他坚定的抗日立场。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该派成员不全是买办势力的代表。 那么，在反封建这一点上，鸳鸯蝴蝶派究竟表现如何呢？ 说到反封建，很自然会联系到封建制度，封建文化意识，其中包括伦理道德、思想方法等等。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反映出他们对封建专制制度是不留恋的，对封建伦理道德应该说也是有不满情绪的，但因长期受封建文化思想意识的熏陶、禁锢、束缚，和广大民众一样，至少形成了循规蹈矩的个性特征，因而没有冲破封建桎梏的勇气，最终只能囿于封建的伦理道德而不可能冲破封建礼教的罗网，所以，其作品大多是悲剧的结局。故而，从总体上说，他们的作品还是反封建的，但又明显暴露了他们受封建意识支配的浓重阴影。从他们作品的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决不是封建地主阶级、封建专制制度自觉的顽固的维护者，也不是旧道德的虔诚信奉者，但也决不是彻底的反叛者。徐枕亚的《玉梨魂》便可说明这些。 周作人在否定《玉梨魂》描写的肉麻时，同时也肯定鸳鸯蝴蝶派提出了男女爱情婚姻问题。这一问题提出的本身，起码说明他们对封建礼教中的“男女授受不亲”，“近女色乃大耻也”等的不满情绪和反叛行为。说明他们并不是封建的卫道士，这正是基于“发乎情”的判断基础上的。虽然包天笑说过，他“所持的宗旨，是提倡新政治，保守旧道德”。但纵览该派多数成员和他们的创作历程，与此言并不十分相符。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把他们对封建伦理道德、礼教的反叛划归初级阶段，或者说仅是一种朦胧的觉醒。因为一到关键时刻，他们的主人公常常“止乎礼”而不敢彻底反叛了。 尽管他们不是买办势力的代表，而反封建又不彻底，但他们的这种犹疑、矛盾的行为，尤其是在“彻底”二字上，仍与五四时代精神相悖，在摧枯拉朽的新文化运动到来之时，在新文学倡导者彻底否定封建道德、封建文学的面前，他们是不合时宜的，更何况新文学还具有启蒙民众、振奋精神、改革社会的功利目的，从一开始就追求着一种正宗的唯一的文学。鸳鸯蝴蝶派所表现的文学功能和审美特征，与新文学倡导者是不同道的，也是违背正宗的唯一文学的建立的，因此双方的论争当属必然。 （二）游戏、消遣、趣味的审美意识之对与错 中国现代文学几乎从一开始就在寻找一种取代封建文学的正宗文学。“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陈独秀提出以白话为文学的正宗，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都提出要描写“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这些，显然是要发挥文学为人民大众的功能。但五四文学从整体格局看，还是处在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文学研究会的出现更强调了为人生的文学功能，然而其内涵却日见趋于被压迫阶级的血和泪的文学范畴内。到了左联时期，便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代，从而完成了寻找文学正宗的任务，从此，文坛以革命文学为主宰，文学的功能则突出其政治和教化作用。在当时“左”倾思潮的干扰下，在特定的战争年代的要求下，唯革命文学独尊，对其它文学思潮则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从而开始向文学的一元化格局发展，抗战以后，这种格局日益鲜明。 文学研究会公开宣布反对把“文艺作为高兴时的游戏或是失意时的消遣”工具，郑西谛大声疾呼：“我们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作品”。（注：《血和泪的文学》，《文学旬刊》第6号。） 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大背景下，鸳鸯蝴蝶派追求游戏、消遣、趣味以及金钱观念的审美意识自然便成了遭枪打的出头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