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当代蒙古族小说分为两部分，前十七年的小说为“前草原小说”；1984年以后即新时期的小说为“后草原小说”。“文革”10年除外，文革结束到1984年这段，是前草原小说的“余绪”时期。这样说是国为：1.获得“解放”的老作家重新开始创作，但小说观念至少在创作实践上没有多少改变。玛拉沁夫在《茫茫的草原》下部后记中就曾说：“……我逐渐认识了这部小说最后几章所存在的问题，即它沿袭了五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习惯（是的，我只想说那是一种习惯），按照最初的总体设计，把故事写完了……随着战斗或战役的结束，作品中的矛盾冲突结束了，艺术情节结束了，人物命运也全结束了……”这种现象是普遍的。2.这时期出现的新小说人不多，而创作路子基本是前草原小说的模式，但特点及影响却远不及他们。因此，这时期的小说创作不能算一个独立的时期。 前后草原小说之间的不同是显著的。我曾在《后草原小说概说》（注：《民族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一文中，对它们在题材、 主题、民族特点、性格等方面的不同，以及后草原小说的几种不同类型，作过探讨。后草原小说代表了一种新的小说观念和规范，一种新的小说话语。在这个语境中，古典文学那种长调式的抒情风格，语言中大量的格言、谚语，以及前草原小说常用的渲染、烘托、抒情等方式更多地被省掉了；修饰性因素和成分很少，多用意象而少用描写和抒情的句式大量增多；通常认为的艺术类型、界限的概念，不同类型文学要有不同表现原则的概念，也被放弃，小说开始推崇影视那样直截了当的风格，变得更有动作性和行为性。甚至写作、文本、细节之间合理性的关系，也遇到了怀疑和挑战。从80年代中期以来的小说创作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新的规范的约束力。即使那些属于另外风格的小说（比如巴根），其他民族的小说（比如汉族的王炬、吕斌，达斡尔族的莎娜等），也都能明显看到这些规范约束力的痕迹。 一、策略的写作——细节写作，再写作 在前草原小说那里，写作和（小说）文本是一致的，即是说在强调文学是对生活的真实反映，强调主题和题材的观念中，文本的意义就是写作的原因，也同时就是写作的目的。换句话说，作者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小说的文本，而写作就是完成这个意义或文本的手段和过程。前草原小说的作家都谈到过小说中的自己的经验（比如敖德斯尔和他的战争小说）。在这种写作中，作者总是努力提供个人对某事物的具体性的直接感受，因此，就格外强调自己的经验性标记。这种标记，不仅是作品中尽可能多的出现的经验性的情节、细节，还有他们发表的创作谈一类的讲话和文章。我们看到的是经验，写作与文本是一致的。 但后草原小说却是相反的情况：我写的并不是我经历的（或听说的），也不一定是我在题记、后记一类说明性文字中所表白的；自己说的被写的互解（或者反过来），小说整体被细节互解，文本意义实际已被细节意义取代。这样，写作就不再如前草原小说那样是和文本一致的了，它成了一种策略，一种为了达到另一个与文本完全不同的意义所采取的策略。我把这种写作称为“再写作”，或“细节写作”。敖·奇达那日的《遥远的腾格里》（注：《遥远的腾格里》，敖·奇达布日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是典型的“细节写作”。 小说写了一个活佛（桑布葛根）的爱情故事。男女关系对宗教（佛教）来说确实是最大胆、最直截了当的反抗和亵渎。所以说小说文本是宣扬无神论的没有错。（注：见《大漠上的一座丰碑——长篇小说〈遥远的腾格里〉漫评》， 《从人到神和从神到人》， 载《民族文艺报》1995.5、6合刊。）作者在书末“后记”中称，是学校无人问津， 而寺庙香烟鼎盛，“促使”他“提起笔来开拓”这一题材的小说。这就是说作者也明确告诉了人们他写作的动机和目的：揭露宗教的欺骗性和虚伪性。看来，写作、文本和对本文的说明是一致的。 但其实小说只是戏拟了一个通常用来批评宗教压抑人性的爱情故事。在这部小说中，爱情和性只是一个装饰，是对小说真正含义进行的技术性编配和组合。在小说许多意味深长的细节中，我们读出了另外的意义：对世俗的拒绝。宗教作为世俗的对立，在小说中并不如“后记”所暗示的是对人及人性的压制和腐蚀而表现了极端的残酷及阴暗。相反，它是肃穆规整，沉稳端正的。那些看似并无多少意义的细节：光脑袋、念珠、袈裟、佛事活动的庄严沉穆，以及一直作为背景出现的金碧辉煌的穆吉朗寺，和从那里传出的震摄人心的古刹钟声，尤其是对桑布葛根德行的描写，将宗教那种为世俗之人无法理解的诱人及动人处，那种博大精深，深邃玄奥的佛教哲学和思想，都化为小说中一种无处不在的让人们仰心低首膜拜和崇敬的巨大统摄力。当然，这些还不足以证明写作与文本的相悖。 作为与宗教对立的世俗，在小说中表现为爱情。因此，对爱情的态度就反向证明着对宗教的态度。从文本角度，只有对爱情执着不渝，才能说明宗教对生命激情和健全人性的压抑，而达到宣扬无神论的写作目的。 但细节互解了爱情的崇高。在每次与高娃约会之后，葛根都要举行盛大的佛事活动，小说写到：“葛根走过来了，可葛根似乎没有顾及到她的存在，目不斜视地在她（指高娃）身前走过去了。”为什么呢？这只能解释为他在运用心理防御机制来缓解和消除由于违背宗教而感到的焦虑和紧张。换句话说，他在以“佛事活动”来“抵消”现实中已经发生的背叛。这个佛事活动在“文革”中，即由葛根“自己的蒙古包”代替——这个细节意味深长。这时，他已被迫还俗，并实际上以“家长”身份养活高娃一家大小，但他始终拒绝住在高娃的蒙古包里。“自己的蒙古包”，既是对不能再举办佛事活动的“补偿”，也是为了缓解和减轻内心对叛逆的痛苦，又是为了继续体验和确认自己是“神”的经验。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葛根始终在寻找和创造一个摆脱与丢掉“爱情”的藉口或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