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杨绛，曾是钱钟书的“灶下婢”，长久以来人们忽略了她的丰瞻华采。与“钱学”日益壮大之势相比，对杨绛的研究评述要冷清得多。 尽管杨绛的创作量并不丰，但她显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多面手。作为翻译家，她翻译过《堂·吉诃德》、《小癞子》、《吉尔·拉布斯》等西班牙名著；作为文学理论家，她对中西方小说戏剧理论有系统研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并结集为《春泥集》、《关于小说》出版；她又是个广泛涉猎各种文体、进行多样化尝试的作家。40年代以“喜剧的双璧”（柯灵语）《称心如意》、《弄真成假》而在沦陷区的上海家喻户晓；新时期以来连连推出短篇小说集《倒影集》、长篇巨制《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等，以其极富个性化的鲜妍风格而独安于文坛的边缘一隅。她的低调的姿态和学者的身份，也是一个原因。 杨绛进入人们的视野，严格说来当从她创作于上海滩的两部喜剧开始，尽管早在1934年她的第一篇小说试作《璐璐》就获得了朱自清的赞扬和推荐，并选入林徽茵主编的《大公报丛刊小说选》，但并未引起足够多的关注。同时，1949年后，她正式调往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工作性质的限制和各种大小运动，使她远离了创作而致力于翻译工作，成果显著。直到“文革”结束后，她才重新执起那文学家的妙笔，一发不可收拾地写起小说、散文。在经过了长时间的隔绝后，人们又欢喜地发现杨绛常青不老的创作才华，因此，新时期以来，对杨绛的研究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开始。大致说来，以1988年《洗澡》的出版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1988）主要针对其散文、短篇小说创作进行，未及达到深入展开，大多只是对其作内容、思想意义及艺术形式上的粗略概括。进入第二阶段后，研究者们的眼光大开，研究角度多有更新，不仅结合创作分析具体作品，而且在微观分析时努力注意了宏观整体把握，解读了作家本人。在此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更不能以片面进化论的眼光判定后必胜于前。由于杨绛的创作量少质高，研究者似乎一时还未能确定一个整体的研究格局，因此，多依其小说、散文、戏剧等进行了个别文体分析。 （二） 对杨绛新时期研究进行述评，不能漠视她创作生涯中的隔断，事实上，杨绛三四十年代的几篇短篇小说和散文，虽不出众，但已经显示出她独特的个人才华。喜剧双璧甫一出世，便得了李健吾的赞扬，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将其与丁西林相提并论：“第一道纪程碑属诸丁西林，众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李健吾以朋友的身分指出，“唯其具有性静的优美的女性的敏感，临到刻划人物，她才独具慧眼”，第一次充分青肯定了她在地道的中国式世态喜剧中的地位。 在双璧之后，杨绛与导演姚克合作上演了《游戏人间》，反响并不算很大，麦耶却在《游戏人间——人生的小讽刺》中肯定了作者深入生活又跳出生活的真正的写实主义风格。他所“始终以为杨绛是位悲剧作者”的断定，虽然失却定义上的准确性，却正是首次透过喜剧的帘幕看到了作者的悲悯情怀。 孟度发表于1945年5月的论文《关于杨绛的话》虽也属于李、 麦式的作家印象点评，但通过对《称心如意》、《弄真成假》二剧的微观作品分析，却第一次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杨绛喜剧创作在题材处理和语言风格上的特点，并认为其创作的最大成就乃是“用自己的兴会和独到的手法技巧来表现自我”，折射出纷乱时代中普通人的普通生存状态。解放前能诉诸于文字的杨绛研究大多比较散乱，侧重于作品的分析和缕述，主观的欣赏代替了客观的评论。唯其如此， 也才直逼人心， 给后来的研究留下了很多影响。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现代戏剧研究的逐步深入，尤其是中国现代喜剧研究的不断深化、定型，杨绛的喜剧创作也重新被纳入研究视野。有的论者就杨绛喜剧的外来影响和民族风格问题展开了评述，发表了一些论文，指出了其学贯中西的良好素质对于创作的指导性作用，这属于就事论事的单向研究。进入90年代研究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仅仅是对本文作向内的细读，更被置于时代思潮、创作流派、群体中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有代表性的便是许道明和张健，在他们各自的专著中都为杨绛留下了专门的章节，足见其重视程度之高。 许道明在其论著《京派文学的世界》一书里将杨绛看成是京派喜剧在丁西林、李健吾之后的又一发展。他立论于京派文学的特征，认为杨绛喜剧的创作特色来自于“用京派的态度写海派的世界”，不管是题材选择的敏感精妙，还是在戏剧结构矛盾中所显示出来的幽默的讽刺，无不于此相关。这一论点揭示了杨绛喜剧创作中出现“审美距离”感的动因，从流派思潮的影响和现实生活的具体多变的关系上回答了长久以来关于杨绛到底是喜剧作家还是悲剧作家的问题，很具启发性。最后，许道明还挖掘了杨绛喜剧人物缺乏典型、突出类型的哲学基础，也即京派张扬的“普遍人性论”，对其得失给予了辩证的公允的评价和认识。许文尽管站在京派文学的立场上，肯定了她在题材开拓和叙述手法上对京派文学的承传，但毕竟过于宽泛，而不能具体到喜剧这一文体样式的内部去进行于具体把握。 张健的专著《幽默行旅与讽刺之门——中国现代喜剧研究》则更具有专门性、具体性。张健在文中理出了现代幽默喜剧在中国三大分支：机智化、世态化和英雄化的确立及发展脉络。基于这一前提，张健认为杨绛的喜剧真正代表了幽默喜剧世态化的创作实绩，指出“对于杨绛喜剧的研究，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对杨绛的整体把握”，给予它以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通过肯定《称心如意》、《弄真成假》两部作品题材日常化、人物形象普通化、结构艺术精良化方面的长足进步，充分挖掘出“杨绛作为一位学者型的作家，显然更关心包含世态人情当中的文化意蕴”，探索出西方文明对于一个传统社会的影响，在对喜剧世态化流程的整体气氛中，凸现杨绛在创作技巧和表现内容上的高超。不足之处与成功常常是紧密相联的，张健正是忽视了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创作根源对于实际创作的指导作用，从而未能拓宽广阔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