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今天的诗歌研究来说，想要对诗人的艺术独特性进行有效把握，一方面要求研究者必须对文本本身倾注更多的精力，一方面则要求研究者的眼光应该进入到具体文本“内在结构”的层面，因为对这一层面的深入探究才有可能最终贴近对诗艺术体的把握。 相对于诗的“外在结构”——诗歌作品的篇章安排（比如起、承、转、合）、音韵安排、诗体安排、字句安排等，诗的“内在结构”更多地关心诗作总体的美学风格——某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美学境界。后者似乎更接近于作者组合自身艺术体验的方式，更能反映出诗人在诗艺方面的独特性。本文拟以徐志摩诗歌创作为标本，尝试在新的层面上，对其艺术方式的独特性进行新的归纳和阐释。 戏剧性 如果从“内在结构”的层面去研究徐志摩诗艺的独特性，我们就会首先面对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戏剧性。可以说，戏剧性作为一种美学境界，已经成为了徐志摩表情达意的最基本的结构方式之一。徐志摩一生热心于戏剧艺术，曾主编过《晨报副刊·剧刊》，写过不少有关戏剧的评论（注：徐氏的主要剧评有：《德林克华德的〈林肯〉》（1923年4月24日）、《看了“黑将军”以后》（1923年4月3日）、 《丹农雪鸟的戏剧》（1925年7月5日）、《汉姆雷特与留学生》（1925年10月26日）、《剧刊始业》（1926年6月17日）、《剧刊终期》（1926年9月23日）等，均载于《晨报副刊》。），与陆小曼合著过五幕悲剧《卞昆岗》，还译过丹农雪鸟（即邓南遮）的剧作《死城》等等。这些活动以及徐志摩对戏剧艺术的喜爱使他有意无意地将“戏剧性”效果引入到了他的诗歌创作之中。 对徐志摩的诗来说，场景的意义显得特别重要。我们发现，他在构置自己诗世界的具体场景时，总是偏爱一种富有戏剧性的（能够烘托出强烈戏剧冲突的）场景，以此来求得诗意的浓化。《新催妆曲》一诗的场景就很有戏剧性意味：诗人刻意把一出凄惨的爱情悲剧置于一个喧闹的婚礼仪式上来表现，婚礼的主角是一个新娘和她不爱的新郎。诗人的笔触重在点染婚礼的喜庆场面，当这一场面愈是显现出气氛的喜悦和热烈时，新娘的无人知晓的内心痛苦便显得愈加深切，一出难言的悲剧就在这最典型的喜庆氛围中得到了强化。从这一意义上讲，《再别康桥》的魅力一部分也来自于这样一个能够震撼人心的场景：夜幕降临时的美丽的康桥。康桥被诗人描写得愈是美不胜收，那么，不可避免的离别便愈会与之产生剧烈冲突——这是一种“美”与“美的消逝”间的无法超越的冲突。而且，因夜幕降临而生的朦胧、暗淡的色调又一次加强了惜别的悲凉感，把一种甜蜜的哀愁推向了极至。更有意味的是这一特殊场景的“时间”概念：诗人没有把离别的愁绪放到离别前的不安或离别后的追思之中来表达，而有意选择了作者离别自己心爱之地的一刹那来表现。事实上，诗人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一刹那间的戏剧性效果，因为只有此刻，离者的愁绪才会处在一种最复杂最强烈的状态。戏剧性场景的精心处理，使这首精致的短诗在情感的丰富性和深度方面都远远超过了诗人的另一首表现同一主题的长诗《康桥再会罢》。后者以追思的方式出现，关注诗人内心情感的直接外泻而忽视了戏剧性场景的设置，最后以言繁而意简的失败而告终。 在诗里隐藏故事，依赖故事本身的戏剧性来完成情意的组合与表达，在徐志摩诗中亦随处可见。前述的《新催妆曲》除了具有戏剧性场景外，就隐含了一个曲折的爱情故事。诗里的故事并不一定要得到小说式的完整叙述，而是依靠场景的戏剧性暗示出来。诗人只让你看到故事的结局，而将开场、发展、变化等阶段全部隐藏了起来。其间隐约闪现的往日的幸福与该故事悲凉的结局自然形成了反差极大的比照，从而形成强烈的戏剧效果，把特定的情绪渲染到浓烈的地步。在隐藏故事这一点上，《运命的逻辑》就更为明晰：它包含了一个大起大落、最具戏剧性的故事——一个曾红得发紫的美貌妓女多年后变成了在街头乞讨、无人理睬的丑老太婆。诗人仍未展示故事的完整过程，只是选取了这一过程中的几个点（妓女的早年与晚年），而将不同质的点并列一起，造成了强烈的戏剧对比，加深了悲剧性命运主题的渲染。比较而言，《两地相思》的故事有“出人意料”的特点：第一节叙写“他”对心上人一往情深的思念，而第二节则叙写“他”心中的“她”在此刻的丑行——思忖着与新欢的相聚。“他”的深情与“她”的负心，“她”在男主人公心目中的圣洁形象与“她”在现实中的真实面貌之间构成了尖锐的戏剧冲突。 我们发现徐志摩非常注意事物变化的强度和突然性，他经常采用“突变”、“陡转”这种戏剧性结构来获取跌宕起伏的特殊效果，以加深读者对其诗作的意象和主旨的印象。《消息》采取的便是这种方式：诗人先是赞美雨后初霁绚丽的彩虹在雾霭中显现的壮观，待乐观兴奋的情绪升至最高点时，又笔锋陡转，让一阵雷声冻结了热情。接着便是彩虹消逝、云天暗淡，悲凉的情绪迅速升至极点。诗人心中的幻灭感便在这两种情绪的突变里得到浓化。 有时候，“陡转”并不一定限制在一事物由此至彼的变化上，而是诗中主体对象的突然转移，造成一种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突变局面。《车上》无疑是属于这种类型的诗作：诗人先是全力勾勒一个沉闷的背景——旅客的倦容睡态，车窗外漆黑的天，车轮在铁轨上辗出的单调声响，车内幽暗的灯光。接着，诗人让一个小孩明亮欢快的歌喉突然响起，与暗淡的场景相互映衬，戏剧性效果油然而生，而全诗明快的主题便在这种反差强烈的映衬中得以充分体现。 利用“悬念”特有的戏剧性效果来结构情思，也是徐志摩惯用的方法之一。《落叶小唱》便是这类诗作的范例。当饱经失恋之苦的“我”在深夜临近迷糊的时刻，一种奇异的声音突然响起，由远而近，渐渐靠近“我”的耳畔，是什么声响呢？难道是“她”的脚步？幻觉开始了，正当“我”激动于自己的美好梦想时，现实毫不留情地断绝了他的最后希冀——那声响不过是秋日落叶的剥啄。依靠声响的悬念和悬念的最后解开，诗人很有层次地、从容不迫地将失恋者的心灵捧给了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