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曾不满于自己的作品里有着太多的政治事件的背景，包括政治熟语，我曾经努力想少写一点政治，多写一点个人，但是我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我所期待的成功。”（《道是词典还小说》，《读书》1997年1期）类似的想法王蒙曾经有过不止一次的表述。在谈到韩少功， 谈到贾平凹，谈到其它一些以充分地再现世俗性日常生活而著称于世的作家的时候，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自己小说中过多的政治事件与政治熟语的出现表示过不满与遗憾。王蒙的表述当然是真诚的，然而，就在他一再地作出此类表述的同时，就在他正在进行过程中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的写作中，我们却发现了政治事件与政治熟语事实上的有增无减。这样，一个有趣的矛盾现象就出现了，一方面是理论言说层面上的对“政治”的一种真诚规避的愿望，另一方面则是文本操作层面上对“政治”近乎于变本加厉式的表现。以我们对他最新发表的《踌躇的季节》的阅读体验而言，诸如“文艺八条”、革命、改造、批判、运动之类的政治性话语依然充斥于文本的整体叙事过程之中，这些政治性话语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并已构成了读者接受小说时的一种阅读障碍。因此，王蒙的小说便不可能成为阅读性很强的畅销性文本，而只能成为很难给普通读者带来阅读愉悦的不可读性文本。作为具有强烈的读者意识（这种读者意识可以通过王蒙小说中叙述者一再跳出故事情境而直接向读者发言的情形而得到强有力的证实）的作家，王蒙当然真诚地希望拥有更多的读者。在这个意义上，王蒙清醒地意识到了政治事件与政治熟语的大量出现对从内心深处已深深地厌倦了“政治”的普通读者意味着什么。然而，就作家最为根本的创作动机而言，他的“季节”系列的创作乃是要真实地表现本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过的曲折坎坷的心路历程。为此，他首先必得真实地重现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所走过的客观的社会现实情形。要想真实地重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现实，一个无以回避的问题即是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日益政治化的倾向，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与系统化了的政治名词乃是政治化之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最为明显的现象表证。在这个意义上，前述矛盾现象的出现其实寓示着王蒙在面对到底该顾及读者的阅读期待还是该真实地还原历史情境这样一种无法回避的两难处境时所作的最终的选择。尽管王蒙真诚地希望在自己的小说中少写一些政治事件，少运用一些政治熟语，但出于真实地再现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状态的创作动机，他事实上并没有规避政治性语词在叙事话语中的一再反复出现。 很显然，在当今这样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技术商业化倾向愈来愈明显且日益充斥着世俗性的物欲的喧哗与骚动的时期，王蒙仍然执着于自己数年前并已确定了的创作构想，仍然坚持创作如《踌躇的季节》这样充满了政治性语词的长篇小说，其实是明显的不合时宜，其实并非明智之举。“聪明”如王蒙者当然可以选择更讨巧的创作方式与创作题材，去既顺应历史潮流又讨好读者，或许还可以搏得某些青年批评家的一阵叫好的掌声。然而，作为一位拥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位具有艺术良知的中国当代作家，作为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政治风云的变幻中曾经跌打滚爬顽强挣扎过的过来人，王蒙不可能忘怀自己所曾经亲历过的风霜雨雪，不可能遗忘曾经现实存在过的历史真实。虽然今天的中国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越来越趋近于实利化的能够比较顺应人性的自由发展的国度，但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今天的中国是由昨天的中国发展而来，不能忘记昨天的中国那充满了苦难与痛楚的现实存在。德国哲学家阿多尔诺曾经将“奥斯威辛以后”作为一项哲学课题专门地提出来，关于奥斯威辛，阿多尔诺曾有“奥斯威辛以后诗已不复存在”这样的名言流行于世。在西方的现代史上，纳粹所制造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确实不仅是西方人，而且是整个人类所必须面对的一种无以逃避的苦难。它的存在不仅证明了西方人的罪，而且也在证明着整个人类的罪。面对“奥斯威辛”，每一个尚未丧失人性良知的人类个体都应感到一种整体性的“人”的耻辱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文革”在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上也可类比于西方的“奥斯威辛”，“文革”既是整个民族的苦难，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的苦难。虽然从时间意义上看，“文革”开始于1966年。但追根溯源，早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甚至在还可以推得更早的五十年代初期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即已孕育着“文革”的萌芽，或者说可以被视作“文革”的某种预演或彩排。西方作家对“奥斯威辛，”对自己所曾经历过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记忆，在战后迄今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一系列反思“奥斯威辛”那段苦难记忆的优秀的艺术作品。仅以电影为例，即有《芳名卡门》、《索菲的选择》、《辛德勒的名单》等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洞见的杰出作品。可以说，尽管早已时过境迁，但西方人西方的作家们仍然经常性地驻足回望既往的苦难历史，以为后人后世之儆戒。与西方人的这种沉痛深重的反思相比较，国人则显得健忘多了。虽然“文革”结束也不过二十年的时间，但那段沉重的历史却已经仿佛成了过眼烟云，仿佛我们就不曾经历过那样一段苦难的时光，仿佛我们就不曾有过那样丑恶卑劣的人性的大暴露与大展示。当今的中国人宁愿在众多喧哗的大众卡拉OK中获得一种虚幻的人性抚慰，也不愿意重温自己乃至自己所归属的整个民族曾经走过的苦难历程。一个显在的事实即是，在仅仅过去二十年之后，一代青年对典型的“文革”语词所产生的严重的隔膜与不理解情形，但更严重的还在于这一代青年从内心深处根本上就拒绝对既往历史的了解与反思。在某种意义上，“文革”对他们而言仍近乎于一种“天方夜谭”式的神话故事，遥远而不可触摸。在这种令人震惊的现实面前，横亘于每一位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中国作家，中国人文科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问题即是，如何有效地唤起整个民族的苦难记忆，如何透彻地对“文革”浩劫的发生原因及其可怕的发展情形作一种深入的理性反思，以最大可能地防止类似悲剧的再次重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王蒙“季节”系列的创作确属难能可贵。虽然在王蒙且已发表问世的三部“季节”长篇中，还没有正面展示“文革”的历史情景，但“文革”发生并非偶然的历史事件，它的发生与此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铺垫，与这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国民某种普遍的精神状态的养成有着内在的极为紧密的因果逻辑联系。因此，王蒙的这三部“季节”长篇在展示描述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国知识分子曲折的心路历程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刻意地探寻追问“文革”何以会发生的历史与社会原因。结论的正确与否姑且置而不论，（更何况，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作家的一部或几部作品所能阐释探究清楚的）这种追问反思的行为姿态本身即已证明了王蒙“季节”系列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