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I206.6;B849: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6522(1999)02-0028-35 女性气质 施蛰存的女性气质首先表现在其温敏、沉静的性情上。从他后来的一些回忆文章看，他自小就似乎睁着一双懂事的眼睛，乖觉听话，觉静自敛、腼腆。从未与同伴吵过架，从未惹过父母生气，总沉浸在一己的天地里自织思网。施家虽世道儒生，家道清贫，因“罢科举，失进身之阶，家君以孤贫，未能入大学堂，遂以拥书授徒谋生”，从杭州迁往苏州时，“家具寥寥不满车”，辛亥革命后，又因学堂改组父亲曾“赋亲经年”。但在施蛰存8岁时，父亲任松江织袜厂经理， 家境渐渐好起来，呈缓坡上升趋势。这种从贫寒渐入小康的家庭保持了施蛰存早年生活及心境的平静，没出现穆时英家庭那种大起大落、呼天抢地的悲哀，未造成性格极度扭曲，未在心灵蕴蓄起憎恨一切的强烈情感，也未磨砺出粗糙的男性神经。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一书中说：“作者（指施蛰存——引者）是一个中产阶级的青年，他的生活是很平静和顺，没有突兀的激变，所以他的创作也如静水一般，很从容自然，没有惊心动魄的事迹”（见该书第245页）。 这些使得他的作品较少描写生活的艰难和下层人民的苦难，即使在革命氛围挟裹下写的一些普罗作品也不例外。 “散学归家，老年的张妈陪伴着母亲在堂上做些针线活，父亲尚未回来”（注：施蛰存：《灯下集·鸦》，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版。）。这是一个女性（母性）氛围有余而男性阳刚气不足的环境，决定了施蛰存对女性氛围的熟稔和对男性世界的陌生。他后来作品缺乏力度、强悍，似可在此寻到某种暗示。倘说上面这句话是个象征，实际情况亦如此。施蛰存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下有四个妹妹，再就是母亲和一个年老的女佣张妈，象贾宝玉一样自小长于女儿国中。作为男性权威的父亲也性情温和，偏母性，对他这个家中唯一的男孩极为疼爱。他曾怀着深情回忆道，幼时的三件恩物：宜兴砂制牧童骑牛小池，一架柯达照相机和一个意大利石像都是父亲买的（注：施蛰存：《灯下集·绕室旅行记》，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版。）。后来在苏州上学时结识的也是异性朋友——邻居之女八官树玉，九官树丰。这两位童年时的女友在施蛰存心中影响那样强烈，直到耄耋之年还念念不忘，“九官浓眉工作剧，八官梨涡常弄娇”（注：施蛰存：《沙上的脚迹·浮生杂咏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也许接触的多为女性， 使他染上了过多的女性气质，培养了他细腻温敏的艺术感觉和沉静多思的心理意向。使他在创作上擅长于用纤细的文体，洁白而优美的笔，柔和的线，画出一切的人与物，这在《上元灯》集中表现尤为明显。同时也使其风格拘于纤细，缺少粗犷，缺乏宏伟阔大的气势。如沈从文所说：“写新时代的纠纷，各个人物的矛盾冲突，野蛮的灵魂，单纯的概念，叫喊，流血，作者生活无从体会得到”。“作者秀色动人的文字，适宜于发展到对于已经消失的，过去一时代虹光与星光作低徊的回忆”（注：沈从文：《论施蛰存与罗黑芷》，《沈从文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页。）。 少年时，他学做小说、诗词，写好了就向上海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刊物投稿，周瘦鹃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半月》，包天笑编的《星期》，都发表了他好几篇作品。署名也极富女性味：施青萍。他也因此被当作“鸳鸯蝴蝶派中人”（注：施蛰存：《灯下集·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版。）。虽那时“只要发表”，顾不上刊物的性质，但他向鸳鸯蝴蝶派杂志投搞以及大部分被采用，至少表明二者在审美趣味上的某种契合。即便后来自费出版的《江干集》，他也承认“文笔和风格，都在鸳鸯蝴蝶派和新文学之间”（注：施蛰存：《我的第一本书》，见《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施蛰存曾说他小时用《纳氏文法》从同学处换来几本唐诗集：《李义山集》、《温飞卿集》、《杜甫集》、《李长吉集》，爱不释手。这四人中除杜甫、李贺外，温庭筠、李商隐主要以写爱情、女性心态著称，他们把生活中细碎的忧愁和哀伤的感受，附着在女性的红香翠软、眼波倩影之中。这不能不对其创作发生影响。果然他这时摹拟写的一首代表作《安乐宫舞场诗》，全诗写宫女的情感生活，对女性的复杂心理和妖娆体态的描写极其细腻，风格婉约缠绵，满纸“朱唇”、“翠袖”、“星眼”、“相思”、“冷香”等，粉脂气极浓。 在施蛰存作品里，我们发现他总拒绝进入男性世界，或绕道而走，或将其扭曲变形，因为男性世界充斥着征服、力和动，这与其审美指向正相抵牾。他总愿选取女性为描写对象，他的创作一起始便显出擅长描写女性和内心和倾向：以“我”之心揣度女性之心。他的作品里人物众多，实则仅有两个：“我”、女性。而女性身影一直顽固地存于其创作始终。也许女性正适合他那颗温敏、沉静的心。他笔下也描写男性，但严格来说，他们皆非真正意义上的男性，或如《洪智法师的出家》中的洪智，性情温和慈蔼，作者尽力将他往母性方面拉；或是作家的自我外化，不论年龄或性情大多往少年方向走，如《上元灯》集中那些男主人公，他们缺少男性的凌厉悍拔气。即使描写杀人越货的梁山伯好汉石秀，威风八面的花惊定将军，也一个个写得儿女情长，柔情依依。这不能不说是施蛰存的女性气质使然。 其实，施蛰存也算得上是个“老上海”。自1923年到上海，他先后在上海大学、大同大学、震旦大学求学。毕业后除因上海战争爆发，一度回松江任中学教师外，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他在上海期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是都市化现代化的。按理，他应写出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和《夜总会里的五个人》那样的作品。然而最典型的都市“风景”并未进入其创作视野，相反他总是拉起一张帘幕把都市隔开，故有人称他为“海派作家中最近京派者”。他之所以对都市采取回避态度，可能因为都市钢筋铁骨的构架、机械、力和动、速度在某种意义上是男性的象征。在“两种纷争的浪漫主义同样地在中国彼此冲突着的时候”，施蛰存翻译了英国作家赫克思莱的《新的浪漫主义》一文，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他的观点：“我们的近代艺术家所要学像的原始人却是一种市井流氓，非洲黑人，和十五岁的小学生的混合物……在他们的眼中，他们底理想生活是一种充满了运动，喧豗，机械，和社会性的动乱的生活”（注：载《现代》1932年1卷第5期，第633页。）。 他对普罗文学浅尝辄止，也因为普罗文学后面横卧的刚硬的价值尺度，追求宣传上的力度，追求暴风骤雨式的粗犷，具有男性的严厉与霸气。而他的创作总追求一种亲和的人事关系和和谐的美学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