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一篇论述钱钟书先生学术成就某一二个方面的文章，相对说还不算太困难，却无以窥视钱学精神之全貌；而要写一篇带有全局性论述他的学术思想的文章，就实在太困难了。笔者为这一问题思考、研读年余，深深有感于此。因为钱先生的学养太丰厚了。读他的学术著作，特别是他晚年的学术著作《管锥编》，你会感到真正走进了一个目不胜收的、无比丰富的学术宝库。一生阅读学术著作无数，其上焉者，使人惊服、赞佩的，自然颇不乏例，但如钱氏著作那样汪洋宏富，博大精深，涉猎领域那样广泛（历史的、哲学的、经学的、佛学的、人类文化学的、语言学的、校雠学的、心理学的、美学的和文学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古代的和现代的……），驰骋和联类那样自如和自由，却极少见。其发明之众多，辨析之精微，识见之卓越，每每使人叹为观止。对于这样的博大精深之学，再加上他的学术著作并非像一般高头讲章那样，纲目分明，而是以传统的札记、笔记一类形式写就，珠玉蕴藏于各个条目之中，总体上把握它的特点就更加困难。 尽管困难重重，但经反复考虑，作为亲炙先生多年教诲之后学，在他仙逝、悲不可遏的时日里，还是不自量力对先生之学试作一个总体的探讨。既是对先生之深切悼念，更借以表达心底的尊敬和感戴。 一、钱学的基本特点 钱氏之学，可以四字概之，曰博、大、精、深。 所谓“博”与“大”，是就其涉猎的学术领域而言。以《管锥编》来说，他论述的《周易正义》等十部古籍，涉及的领域已经够广博了，而他征引的范围更大，从先秦以至近代两三千年间，据有人统计，其中征引到的中国作家就达3000人左右，典籍达六七千种之多。仅就这一项而言，当今号称“国学大师”之类的学人且不论，就是放在20世纪或更长的学术史中，能有几人？而且这只是他钻研的学术领域的一部分，或者说半壁江山；他已作了深入钻研，并计划续论的尚有《全唐文》、《礼记》、《庄子》、《少陵》、《昌黎》、《玉谿》等十种，已写就初稿的有近百万字的《宋诗纪事补遗》，出版的有《宋诗选注》、《谈艺录》等，这些著作又涉及了多少典籍？仅《谈艺录》就涉及明清两朝多少人的文集（有人统计，《谈艺录》所引中国典籍约一千八百种）？钱基博早就说：“儿子钟书能承余学，尤喜收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人著述之隐。……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史学以后先照映，非夸语也。”（注：钱基博《读清人集别录》，见其《中国文学史》第948页，中华书局 1993年4月版。） 此论绝非虚言。钱穆也曾说：钱先生说早年即“兼通中西文学，博及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注：《八十忆双亲师友合刊》，第115页，台湾版； 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12页。）以上这一切加起来， 论及或涉及的典籍数量该有多么庞大！同样，近代以还研究西学的鸿儒硕学是不少的，他们各有自己的贡献和成就，有的懂的外国语种数量也比钱钟书多（如陈寅恪，说法不一，说少的有说他懂得十七种语言的），但对西学研究之精深和广泛，能与钱氏相比拟的也极少（至于陈寅恪先生懂得语言虽较钱氏为多，却并不着重研究西学本身，而在于“有裨于史学研究”的“文献史料比证”方面的扩展，所以在《寒柳堂集》中，他甚至不无谦逊地说：“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仅在《管锥编》一书中，钱氏所征引到英、法、德、意、西、拉丁语的作者就多达千人，著作近二千种，以至连西方学人对他的西学素养之深，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注：庄因《钱钟书印象》，台北《联合报》1979年6月5日、6月26日。 ）称誉他为当代“最伟大的智者之一”（注：文学研究所编《文学研究动态》1984年第6 期《美国作家评杨绛〈干校六记〉》。）。 “博”、“大”是就其研究对象和内容说的。钱氏之学虽博大，却与虽然满腹经纶，而实为两脚书厨之类的学者绝不相类。他胸中自有炉锤，善于熔冶，用宏取精，真正做到了“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注：此为钱氏为徐燕谋诗所写的序言中语。现存《〈徐燕谋诗草〉序》（收在浙江文艺出版社《钱钟书散文》中，1997年7月版）中， 钱氏称：“僭为君诗稿作长序，稿既仅剩烬余，序已勿免摧烧……”。现存序言为后来重写，无此语。此语转引自郑朝宗《续怀旧》，《随笔》1987年第2期。），或正如他引用一个西方哲学家席尼察（Seneca ）的话所说的：“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家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注：《管锥编》第4册，第1251页，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 ）因此，钱氏之学既有内容上之“博”，“大”，又有思致和辨析上之“精”、“深”。钱氏为学，洞幽烛微，明察秋毫。他善于发前人之未发，对貌异实同或貌同实异问题辨析之精，常常令人折服不已，即以他在各个学科中独特发明之多一点来说，要想举例都是很困难的，那是一本大书的问题。这里为了说明问题，不妨信手举一些例子。西汉以降的两千年来，众口一词地认为从文论方面说，影响后世最大的是《诗大序》和《礼记·乐记》，先生却在《管锥编》中有所揭示，并写信给我说：“两汉时期最有后世影响之理论为‘春秋书法’，自史而推及于文。兄书下论刘知几主‘简’，实即从‘春秋书法’来。此学人未道，有待于兄补阙者也。杜预提出‘志而晦’约言示例，即拈出作史之须‘简’矣。”（注：此为1982年9月6日钱先生在读了拙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后写给我的长信中的一小段话，信中对拙著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也提出了许许多多宝贵的意见。笔者因不愿以钱先生为“敲门砖、开山符”，从未示人。在增订本中，我按照先生提出的意见增加了一节，并撰有专文《试论‘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一文，收在拙著《形象·意象·情感》一书中。）这是确论，打破了两千年来的定论。范温论韵问题的发现与辨析，改变了北宋以后千年来关于“韵”的研究的重要的缺失；诗象与《易》象，以及实象与假象的同异之辨，更是前无来者；关于中国诗与中国画的两种不同的批评标准，则使存在了千余年、却为人们习焉不察的问题昭若日月。它如倡导名教并非仅仅限于儒家的考论；关于绘画六法历代断句之误的考释；对一字“三义、四义、五义”的极富启示意义的揭示和辨析；关于“形”与“象”的区分；对庄子“徇耳目而内通”以下众多古代典籍中关于“通感”现象的揭示和论证；关于《易》之三义及其与黑格尔的奥伏赫变的比勘；关于始著于《左传·昭公十八年》的封建专制主义愚民政策的历史发展的精到独至的考释及对其政治权术的深刻揭示，对“神道设教”的精湛的考论和阐释；对我国古代典籍中最早使用“体用”这一范畴的考证及晁说之之误的辨析；《左传》关于杂揉感情的事例及其与西方文论相通的揭示；“情感价值”与“观感价值”同异之辨，《楞严经》“松直棘曲”已为严复之《天演论》译事始作俑的论析；先秦时期关于“文辞”“略当今语所谓‘宣传’，或指宣传而兼外交辞令”等多种含义的考释和论证；关于黄庭坚《题太公〈丹书〉后》始标举武王器物诸铭之考论等等。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钱氏对艺术创作及作家作品的鉴赏、辨析中的精审卓识之见则更多，如元好问虽大言“北人不拾江西唾”，（注：《中州集》，《自题中州集后》第二首。）而为诗却屡屡蹈袭黄庭坚诗句之辨析（注：《谈艺录》第485页。），关于“长吉文心”、 赵孟頫诗书及王渔洋诗歌特点的精至独到的分析等等，这类例证在钱氏著作中真可谓俯拾皆是，举不胜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