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那场把知识分子打得晕头转向、惊魂落魄的暴风骤雨中，丁玲被钦定为文艺界的头号右派，她为此付出了二十余年流囚甚至非人生活的沉重代价。80年代，当文艺界的右派一个个以饱蕴历史苍凉的力作竞相走红，而“左”字成为举国上下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时，丁玲却又鬼使神差地被某些人封为“左派”，在一种无形的舆论中被戴上“正统”、“保守”，甚至“红衣主教”、“棍子”之类的帽子。她真的象鲁迅当年所自况的那样交上了总也摆脱不掉的“华盖运”，陷入一个永远走不出的怪圈。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剖析丁玲晚年心态的种种表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她陷入这一怪圈的原因，并尽而总结出相应的历史教训。 （一） 1978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摘掉错划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同年7月，丁玲当时蛰居的山西省长治市老顶山公社党委通知丁玲摘去她右派分子帽子。本来，这应该是她摆脱厄运重获自由的开始，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几乎就在同时，一种有意无意的围剿就以异常沉重之势向她袭来。1978年5月， 《人民文学》在“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专栏以头条位置发表了题为《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的重要文章。该文重提“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说“丁陈小集团和胡风小集团，是两个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党和反革命集团。一个隐藏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一个隐藏在国统区。”作者重弹1958年《文艺报》举行“再批判”时定下的调子，说“丁陈在延安同王实味勾结，发表了一大批攻击、诬蔑延安的文艺作品，引起了群众的愤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许多地方就是批评他们的。”为了给这种说法作论证，作者还提供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史料，说“在文艺座谈会结束的时候，一起照相，毛主席讽刺地对丁玲说：‘女同志坐到中间来吧，免得‘三八’节的时候又要骂娘。’这是对丁玲写的《“三八节”有感》的辛辣指责，那篇《有感》就是咒骂革命根据地的”，用不着多加分析。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篇文章给解决丁玲问题造成什么样的阻力，给丁玲思想上造成什么样的压力，是不言自明的。 如果说这篇文章的写作还是在中共中央下达摘掉错划右派分子帽子的文件之前，作者还只是按照历史形成的思维定势思考所谓“丁陈反党集团”问题，那么，1979年2 月《新文学史料》转载的《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一文，情况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注：笔者在这里强调的是此文在大陆刊物发表的时间及周扬此时的心态。）。周扬在这篇访问记中用一定篇幅重提延安问题，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王实味的文章《野百合花》，丁玲的文章《“三八节”有感》。他们公开发表文章，表示对情势不满意。特别是丁玲，那时候是《解放日报》文艺版的主编，她自己首先发表文章。这样的现象不但毛主席注意到，许多老干部也注意到了。他们从前方回来，说延安怎么搞得这么乌烟瘴气……”。不难想象，周扬的这番话对丁玲问题的解决会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因为不论是1955年搞所谓“丁陈反党集团”问题，还是1957年把丁玲定为文艺界的头号右派，都是老帐新帐一起算，并且主要是以30年代所谓“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40年代在延安所谓“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注：《再批判·编者按语》，《文艺报》，1958年第2期。 ）为重型炮弹的。其实，丁玲的问题主要不是右派分子问题，1957年给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只不过是借助当时的反右大势给她明确一个名正言顺的罪名而已。所以，不解除在历史问题上强加给她的不实之辞，她的问题就谈不上根本解决，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看待她的所谓历史问题，几乎可以说是判断能否解放她的一个前提。 在政治斗争的风浪中遨游了一生的周扬是深谙此中机关的。谈到晚年的周扬，人们常常谈到他在新时期初期思想解放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谈到他对几十年中国文艺道路所作的深刻反思，谈到他对文艺界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伤害的同志所作的沉痛的忏悔。的确，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对于丁玲的态度，他的表现却与上述情况判若两人。众所周知，丁玲1955年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头目，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都是周扬一手策划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此时周扬抱什么态度，对解决丁玲的问题至关重要。人们看到的是他对丁玲毫无宽容、忏悔乃至实事求是之意。上面关于所谓延安两派的谈话显然是有意为之的。此后不久丁玲的女儿蒋祖慧去见周扬，要求解决丁玲的问题，周扬的回答是：“四十年的表现，可除掉疑点，但不能排除污点”（注：丁玲1978年10月17日日记，《丁玲文集》第9卷。）， 仍是揪住她的所谓历史问题不放。经过种种努力，丁玲于1979年初回到北京，但她所遇到的仍然是一张无形的网，一张阻碍她的问题得到公正解决的网。中国作协党组迟迟不解决她的党籍问题，全国政协会议把她安排在党员小组，作协党组也对此不作反应。后来，她的问题终于得到初步解决，胡乔木要求把作协党组为她平反的报告送给当年处理她的问题的几位负责人看看，其他两位同志都签了字，唯独周扬不置一词，这显然是一种不表态的表态。这之后，周扬的追随者仍在港台报刊上搜集她南京那段历史的材料，并在作协的会上公开提出来，以阻止她的问题的最后解决。即使是1984年中组部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颁发了为她彻底平反的《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后，周扬的态度也还是一仍其旧（注：上述情况，参看周良沛：《丁玲传》。）。这一切都说明，周扬始终没有承认他在丁玲问题上所应承担的责任，他始终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影响阻止丁玲问题的真正解决。 正是周扬的这些表现，使丁玲的心态变得复杂起来。1985年在西安，有的读者问丁玲“为什么不写自己，是否心有余悸？”对此，丁玲没有正面回答。的确，复出后的丁玲应该写出自己二十余年的沉冤和苦难，以给子孙后代提供不可忘记的历史教训，虽然她在一些文章中也偶有涉及，并且后来专门写了《风雪人间》，但终给人过于简略之感。这当中的原因是复杂的，简单地用“心有余悸”来解释无疑失之过偏，但不可否认的是，二十余年人间罕见的遭遇，确实使她产生了畏惧心理。这有她的日记为证： 午睡时构思一短文，以一中学教员回乡务农，从他的生活中反映农村所受“四人帮”毒害之深为题材，用日记形式，仿《狂人日记》。真是数年不见，农村的面目全非，令人痛恨。但一觉醒来之后，又有些畏惧了。文章要写得深刻点，生活化些，就将得罪一批人。中国实在还未能有此自由。《“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注：丁玲1978年10月8日日记， 《丁玲文集》第9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