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研究，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现当代戏剧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可以追溯到1935年4 月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搬演《雷雨》所引起的轰动。当时，日本东京的《帝大新闻》为此发表了日文专论，认为中国戏剧从“梅兰芳”阶段发展到《雷雨》，是一个飞跃（注：见田本相、张靖《曹禺年谱》第28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 中国留日学生创办于日本东京的《杂文（质文）月刊》，也发表了白宁关于曹禺《雷雨》的评论文字，指出曹禺“运用他灵活的手段，内容穿插得非常的生动，他是描写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中错综复杂的恋爱关系，及残酷的暴露着他们淫恶的丑态，用夏夜猛烈的‘雷雨’来象征这阶级的崩溃。”（注：《〈雷雨〉在东京公演》，文载《杂文（质文）月刊》创刊号，1935年5月15号出版。）继《雷雨》之后， 曹禺又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的戏剧作品，以一次又一次的轰动效应，奠定并巩固了他在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地位，因此也就有了号称“说不尽的曹禺”的曹禺研究 不过，话又说回来，曹禺及其剧作有其“说不尽”的一面，更有其能够说得透彻说得明白的另一面。只可惜，时下的研究者们终究不能觑破曹禺那种“超然的社会学的立场”（注：语出吕荧《内容的了解和形式的了解——评杨晦的〈曹禺论〉》，发表于1945年8月《希望》第3期。），只能象剧中的“繁漪、仇虎、曾文清们那样，在那种由此岸与彼岸、现实与梦想、人之道与天之道的神秘的二元所网罗成的怪圈里面打转转、做文章。也正因为此，才显示出了跳出怪圈之外去打量曹禺及其剧作的胡风、吕荧们的高明和卓越。 一、胡风论曹禺 关于曹禺的剧作，胡风先后写过三篇评论文章。第一篇是“为了介绍《北京人》的演出”而写于1941年香港的《〈北京人〉速写》（注：见《胡风评论集》中卷第379、3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 ），第二篇是根据1942年7 月在桂林海燕剧艺社和文化供应社文学组组员联合晚会上的谈话记录写成的《论〈北京人〉》（注：见《胡风评论集》中卷第379、3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 第三篇则是1942年10月“为剧宣四队公演写的”《〈蜕变〉一解》。（注：见《胡风评论集》中卷第379、3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 ）胡风晚年谈到写作这三篇评论的目的时，曾表白说“是想从见到的例子中找到些经验的教训”（注：见《胡风评论集》下卷第390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3月版。）。如果借用吕荧的说法，我们则可以说， 胡风这三篇评论是基于“纯正的现实主义社会学的立场”所达成的对于《北京人》和《蜕变》的“内容的了解”（注：语出吕荧《内容的了解和形式的了解——评杨晦的〈曹禺论〉》，发表于1945年8月《希望》第3期。）。 在《〈北京人〉速写》一文中，胡风一上来就点破了该剧此岸与彼岸、现实与梦想的截然两分、难以调和： ……在我们的感受上，作者的挽歌是唱得那么凄伤，那么沉痛。我们可以毫不踌躇地说，有些地方是达到了艺术的境界。但他在挽歌当中终于向往了的那“一种新的生活”，却使我们感到飘忽、渺茫，好象在痛苦底重压下累透了的人底一个仅仅为了安慰那痛苦的梦。所以，作者愈是把他底梦染上浓的色彩，我们愈觉得那梦和现实远离，好象是两种不能粘在一起的东西，被强缚在一起了。 针对着“剧作家的只好用一个不说话的梦来代替了许多要跳出来的、复杂的东西”，胡风提出了一个更高境界或者说是“纯正现实主义”的要求：“我们虽然也要求梦，但我们更要求由现实到梦的道路”。基于此，胡风指明了《北京人》所存在着的严重缺陷： ……作者在这里给予我们的是在灭亡的路上痛苦着的生灵，我相信，在努力的演出里面，演员和观众会要和作者一同叹息、苦恼、低泣、甚至痛哭。然而，在这叹息，苦恼、低泣，甚至痛哭的孽海里面挣扎着求生的意志和奋斗，还只是寄托在一个梦里，没有能够在“现实社会”这个原野上面冲出一道水光四射的滚滚的洪流。 从某种意义上说，《论〈北京人〉》一文是在“纯正现实主义”的层面上对于《〈北京人〉速写》的进一步的展开和深入。这种展开和深入突出表现在对于《北京人》的人物和主题的讨论及对于剧作家的艺术才能的分析上。 胡风认为，《北京人》中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多余的人”，这本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概念，包括了曾浩、曾文清、曾思懿、曾文彩、江泰等对于社会不仅无用而且有害的废物——“从整个作品说来，这种人物占多数，而且是写得最好的，因为照我们底理解，他们原是作者最熟悉的人物……” 第二种人是“托梦的人”，包括袁任敢父女、北京人、哑巴工人乃至小柱儿。“这类人物底出现，只是为了给灭亡下去的社会托一个梦，给那里面能够逃生的人物指示一条生路。因而他们本身底性格非常单纯，甚至可以说没有性格。” 第三种人则是介乎于前面两种人之间的瑞贞、愫方们。她们是“从多余的人所寄生的死亡下去的社会走向托梦的人所指示的生路的人物……关于瑞贞底觉醒过程，作者并没有能够表现出有机的变化，只是说明地说有一些朋友，看了一些书而已。至于愫方，就更谈不到什么觉醒过程，作者所依靠的只是加在她底身上的，由于过度的失望而来的压迫作用”。 谈到《北京人》的主题内涵的“社会的意义”，胡风写到：“恰恰和一些批评家所说的相反，它不但不是‘复古’的，而且是反封建的作品，有力的反封建的作品只不过他把现实的历史内容把握得单纯了一点，因而在艺术上也就没有能够获得应有的更巨大的力量，他的创造才能受到了限制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