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陈梦家研究分为两个时期，即30年代的陈梦家研究和70年代后期至今的陈梦家研究。 一 1931年1月，陈梦家的第一部诗集《梦家诗集》由新月书店出版。 这部诗集被称为新诗“寂莫里的火星”（注：《〈梦家诗集〉出版》（广告），《新月》月刊第3卷3号，1931年1月。）， 有关陈梦家诗歌的评论由此展开。 在1931年3月出版的《新月》月刊第3卷5、6号合刊上，接连登载了3篇评论文章。在《谈商簌体》里， 闻一多从商籁体体裁的严格要求对《太湖之夜》一首诗作了细致的分析，指出陈梦家尝试中的缺点。他的另一篇《论〈悔与回〉》称陈梦家与方玮德的《悔与回》是“本年诗坛上最可纪念的一件事”，同时从标点、暗示、字数、谋篇布局、转折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胡适的《评〈梦家诗集〉》对《梦家诗集》作了简单的评价。他认为《一朵野花》后四行的意境和作风都是一流的，短诗中以风格论《信心》最高，并肯定长诗《都市的颂歌》，声称“近年来的长诗，最算这篇诗最成功了。”两个“最”字充分体现了胡适对这首诗的赞扬。另外，胡适从诗要深入浅出的观点出发指出梦家诗“有时意义不很明白”以及句法文法上的缺陷。以上3 篇最早研究陈梦家诗歌的文章，主要是从形式上对陈诗作了印象式的批评，没有深入展开论述。 1931年9月陈梦家编辑的《新月诗选》问世， 围绕它出现了两篇评论文章。 一是莲时的《读〈新月诗选〉》（注：《中国新书月报》第1卷12号，1931年12月。），肯定了陈梦家的诗歌作品，同时也指出了编选中的一些疏漏。二是冠英的《新月诗选》（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210期，1932年2月。），认为陈梦家的序言“说明了这一组作家的态度和主张”，详细考察了他的选诗标准，认为《新月诗选》有明显的标准和流派特色，虽然对有的好诗未入选有遗憾，但是非常肯定《新月诗选》的价值。这篇文章已经触及到陈梦家审美原则的边缘，因从其选诗标准考察，所以显得有些朦胧。 1934年1月， 随《铁马集》一起出版的俞大纲的《大纲序》和方玮德的《玮德旧跋》都强调了陈梦家诗歌的地位。俞大纲将梦家比作初唐四杰中的王勃，“少年能诗，诗中特具中国人的蕴藉风度”，“今日我望大众不可忽视梦家诗集的价值。”方玮德则认为“能运用自己本国诗的气味，天真的完美的技巧，在各种和善的形式上表现自己，使新诗成为近代天然的中国文学上产物，而确定其生命并完成其初唐时期的这便是无疑的算梦家的诗。”方玮德还比较了徐志摩、闻一多与陈梦家的诗，得出结论：与志摩诗的诗、一多有线条的诗不同，梦家的诗更寓有自己人格的缩影，那便是对于宗教的虔诚，潜伏的宗教气息使他的诗除了形式的美丽外，还有说不出的完美，“有无上内涵的聪慧”。方玮德的跋不仅从新诗发展进程的角度肯定了梦家诗的价值，而且从风格上阐述了梦家诗的某些艺术特征。 1936年3月，陈梦家的自选集《梦家存诗》出版， 它是诗人“七年写诗的结帐”。对陈梦家的研究也进一步发展。张景澄的《评〈梦家存诗〉》（注：《国闻周报》第13卷35期，1936年9月。 ）对陈梦家的创作历程作了简单的总结，揭示了梦家诗的风格及发展，提出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见解。他认为梦家早期的诗“在明白清楚的实质外，却披了一件朦胧的衣裳，显得有点隐隐若若的美，然而还脱离不了是直叙式的。”而后期的诗则比从前细致多了，表现“在韵律，在内容，在把自然景物影射在诗篇上的颜色。”张景澄进一步考察了陈梦家创作倾向的演变，指出梦家初期写诗喜欢把眼前的自然界经过自我的返照，使之客观化，“他的诗，是抒情的”，其境界不是梦中道路，很少有颓废的成分，“是清醒的，明亮的。”“梦家先生的心理”，“从了一颗活泼且快乐的心，点点的见出硬朗化，胸襟日渐浩博，教养比以往也深得多了。”张景澄还点评了梦家的长诗，认为其“有李白的涵养”，“有岑参的气魄”。但《评〈梦家存诗〉》在探讨诗创作经历及特征时给人一种浅尝辄止的感觉，结论性的断语背后缺乏细致深入的分析，没有形成系统。 这个时期有3篇文章，虽不是陈梦家的专论， 但对陈梦家诗歌研究有很重要的补充价值。石灵的《新月诗派》（注：《文学》月刊第8 卷1号，1937年1月。）将陈梦家置于新月诗派发展的角度考察，指出其诗初期字句整齐，后来倾向自由诗。孙作云的《论‘现代派’诗》（注：《清华周刊》第43卷1期，1935年5月。）认为陈梦家是闻一多的同派人，诗的“意境与形式并茂，且不为人藩篱”，是“最能表现自我的一位诗人，可称少年能诗者”。臧克家在《我的诗生活》（注：重庆学习生活社1943年版。）中特别强调梦家的活泼美丽的想象，耀眼的才华和美丽的诗句。 另外，本时期的陈梦家研究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学色彩。 1933年陈均在评论文章《喋血诗人陈梦家》（注：《文学杂志》月刊第1卷，1933年5月。）中，指责《老人》一诗表达了一种对“老大中华”的“爱”，是和中华民族大多数劳苦大众的民族态度“完全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认为陈梦家把帝国主义一切暴行都看成自己的罪过，是“最卑污的说教”。在陈文中陈梦家成了一个礼赞战争、希望更大战争来临的与人民对立的人。陈均从社会学理论批判陈梦家，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强调诗歌对时代的社会作用，对陈梦家“空洞的爱”进行诘难也可以理解，但是过分功利化简单化地分析复杂的诗歌作品，必将忽略艺术本身的特征和价值而导致武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