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前几年“文化散文热”、“学者散文热”、“小女人散文热”之后，散文界在1998年显示了新的发展态势。年初公布的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中，包括何为、王充闾、周涛、铁凝、李辉、周同宾、赵玫、刘成章、夏坚勇和斯妤的十部散文集榜上有名，这是继1989年中国作协举办全国优秀散文杂文评奖之后，第二次全国性的散文评奖，它无疑对推动1998年的散文创作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年末于西安举办的第九届全国书市，更是传来好的信息，散文再次成为图书市场的“卖点”，多年来以出版散文知名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在这届书市上都有不错的销售纪录。百花版的“说文谈史”丛书、“金鼎丛书”，浙江版的“学者散文丛书”、“著名作家散文新作丛书”等，都深受读者欢迎。这无疑也给散文图书的出版打了一剂强心针。综观1998年散文界，创作和出版异彩纷呈，别具特色，其中尤以三个方面特别引人注目：反思类散文图书大量登场，思想性散文刊物相继面世，探索性散文创作风行一时。 一、历史的反思 1998年，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2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20年前举国上下掀起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的春潮，曾经使中国人民打破传统观念的枷锁，追求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局面。20年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已站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岁月惊涛中汹涌而过的往事再次让人思绪如潮。于是，一批重大社会事件的亲历者、幸存者经过多年的沉淀与思考，终于打破沉默，纷纷提笔为自己也为历史写下一份世纪的证词。一些优秀的反思类散文图书应运而生，作者包括作家、学者和社会方方面面的人士，如牛汉、邓九平主编的《思忆文丛》、韦君宜的《思痛录》、丛维熙的《走向混沌》、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徐友渔编的《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者永平主编的《那个时代中的我们》、贺黎、杨健采写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等。 1998年这一股反思热潮并非空穴来风，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粉碎“四人帮”后文坛上出现的“伤痕散文”、“反思散文”。当年巴金的《随想录》、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等散文，或因披肝沥胆的倾吐与自剖，或以平静的文字写人世忧患，或寄严酷生活于幽默之笔墨，而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反响，曾经让一代读者的心灵为之震撼。此后文坛上陆续出现类似题材的散文作品，如陈思和、李辉策划的“火凤凰文库”中就收有巴金的《再思录》、贾植芳的《狱里狱外》、于光远的《文革中的我》、蓝翎的《龙卷风》、邵燕祥的《沉船》等也都是对特定历史年代的回忆与反思，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真实地展现了荒诞岁月中的人生浮沉，发人深省。 正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在1998年这个极富历史意义的时刻，出版界及时推出一批反思类散文图书。此次反思题材的散文作品，其反思范围不只是谈“文革”十年，也不仅仅局限于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像韦君宜的《思痛录》，反思的笔触已探究到40年代初期发生在革命根据地延安的“抢救运动”等方面，以求更全面地揭示“左”倾思想的历史根源，彻底深挖极“左”思潮的祖坟。而牛汉、邓九平主编的《思忆文丛》，首次披露了反右运动中许多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而备受社会各界瞩目。这套丛书包括《原上草》、《六月雪》、《荆棘路》三本，《原上草》辑录了当年一些所谓“右派”的言论，主要是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富于血性和思想光芒的声音；《六月雪》揭示了那场举世震惊的反右运动的“阴谋”过程；《荆棘路》介绍了“右派”们漫长而残酷的受难历程。整套丛书融言论、回忆、追怀和反思于一体，它的出版，被认为是不仅复原了一段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当代人提供了“思想的燃具”，是20世纪中国思想库中一座丰富的矿藏。此次反思类散文图书不仅数量多，题材广，而且内容丰富，解剖深刻，它们不仅记录下当代知识分子对曾经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政治运动真实而深入的反思，也为20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留下了最珍贵的原始记录，因而具有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双重品格。 韦君宜的《思痛录》被认为是继巴金《随想录》之后又一本说真话的大书，这本书不是一般痛定思痛的产物，而是作者大彻大悟的结果。韦君宜说：“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尤其让她追悔莫及的是，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她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她在书中忏悔的第一件事是50年代初期任《中国青年》总编辑期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把一个无辜的青年编辑打成“老虎”（贪污分子）。韦君宜痛苦地回忆到，从这时开始，唯唯喏喏、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损人利己的坏作风开始流行，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受到重用，耿直敢言的正义之士全被打倒，自己也继承了那种专以整人为正确，并美其名曰“为了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韦君宜认为，光忏悔是不够的，还应当认真深思造成悲剧的根源。她在书中所写自己的丈夫杨述的经历，发人深省。杨述原是清华才子，下笔千言，立马可待。可是，当他在党内工作时间越长，地位越高，写东西反而越加谨慎，文字也越来越短，思想越来越放不开，甚至到了“每写一篇文章必先弄清当前党的宣传中心”，从不越乎规矩的地步。作者痛惜杨述“悲剧的一生”，但我们清楚这决不仅仅是杨述一个人的悲剧，可以说，也是整整一代乃至几代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