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基本、最牢固的基层组织与生活单位。其中有着严格的宗法等级关系，如果把家族的这种等级格局比作是一座以父子关系为中轴的金字塔，那么，高居塔尖的是威严、专治的父辈形象，中间是长子形象，最下面是幼子形象。对于幼子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还鲜有人涉及，更无专文专题论述。纵观现代文学史，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就是：这些幼子形象多是逆子。这里的逆子是指出身封建大家庭，又受现代新思潮洗礼，从而反对封建宗法家族，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青年。逆子形象的大量出现，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和人格现代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值得探讨的必要。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之初，便塑造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第一个自觉反叛封建宗法家族的逆子形象——狂人。但由于当时历史没有给逆子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一块坚实的立足之地，使狂人反抗的命运以悲剧而告终。到了三、四十年代随着西方文明的较广泛传播和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化、现代化的进展，在先进文明图景地衬托下，中国旧式家族的废墟面貌更加清晰。而那些陆续勇敢地迈出家族围墙，走出父权藩蓠，汇入到时代、社会洪流中去的逆子们，就逐渐成为现代作家笔下一个光彩夺目的形象系列，这标志着逆子形象的发展、成熟期的到来。这些逆子的名字现在听起来仍是那么响亮：高觉慧、祁瑞全、蒋纯祖、黄静玲（靳以：《前夕》），他们的言行仍能让人热血沸腾。他们与旧式家族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以及在旷野中寻找新生路的生命轨迹与精神历程，仍能让人荡气回肠，叹惋不已。 逆子生命轨迹：放逐与流浪 逆子注定了不为家族所限，不为家族所容。他们或是主动离家出走，或是被家族放逐，流浪似乎是他们的宿命。他们的流浪与漂泊代表着现代知识青年叛逆封建大家庭，寻求救国救民救己道路的生命历程。逆子是一群充满活力的生命形式，他们从封闭性的家族堡垒走向社会动荡的旋涡或落雪的旷野，在流浪中显示了自己的生命意志与生命力量。生存的危机与压迫，使他们增加了对生命了解的深广度，生命半径因流浪而扩大，生命意志因受压而昂扬，个性因受磨难而更加坚强。他们代表着一种鲜活的生命，从而给又老又大的中国带来了强烈的青春气息。 从家族小说文体结构看，逆子的流浪往往被处理成隐型与显型两种方式。瑞全的流浪、觉慧出走以后的生活，是分别通过作者的概述和主人公给家人的信件侧面透露出来的，作者并没有正面描写他们的流浪生活。我们称之为隐型的流浪，是最常见的类型。另一类是显型的，比如蒋纯祖的流浪。《财主底儿女们》整体上呈“丁”字型结构，上部描写蒋氏大家族的解体，下部描写幼子蒋纯祖的流浪。这种大开大合式的结构，既能横向展示家族生活场景，又能纵向剖析逆子心灵历程。 对于瑞全的流浪，老舍在《四世同堂》中作了隐型处理，采用了全知视角式的概述手法。虽着墨不多，却能让人充分感受到瑞全流浪前后的巨大变化。出走前的瑞全，只是一个不懂粗野文雅之分的“愣小子”，虽有着满腔爱国与救亡的激情，但他对未来的设想却显得过于浪漫而幼稚。但他走出了四世同堂的家，经历了三四年的流亡生活，“战争打开了他的心与眼”，正像他又重新回到北京后对钱默吟所说的，他“正在变”。不仅是身体变高变黑变结实了，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意识与精神状态也与以往完全不同，变得成熟、坚定、自信。归来后的瑞全，简直被描绘成一个散发着光热的太阳，其光芒温暖了小说前两部的悲愤压抑。他代表了老舍的理想与希望。相对于瑞全，蒋纯祖的流浪则是一种显型的流浪。他让我们正面看到并了解了逆子流浪旅途中所经受的严酷无情的生存考验和精神试炼。作者重点展露蒋纯祖的精神漂泊和心路历程，赋于他深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精神。蒋纯祖敏感多思，带有神经质的家族性格遗传以及路翎主体精神扩张的投影。他在旷野、城镇、乡场中流浪，想挣脱自然的、原始的求生本能，追求“真实的生命”。由于他桀傲不驯的性格和性格中不羁的原始强力以及个性的过度膨胀，他虽生活在不同的人群中，却总不合群。因此他好象总是在孤军奋战，在民族战争的大时代中始终不易找到自己的位置与归宿。这与瑞全、觉慧等不同。后者能很快融入群体、置身于革命活动，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单纯而勇敢。蒋纯祖则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彷徨不定，承受着精神的苦刑，心力交瘁却找不到最终的归依。在他身上，体现了逆子寻找人生道路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虽然逆子们流浪的轨迹与结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在流浪中感到了自然的博大与神秘，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丰富，并都体验到了摆脱家庭，认知自我、展示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的快意。他们身上都寄托了作者的人格力量、反叛意志、探索精神和理想追求。 逆子心理指归：缱绻与决绝 逆子对待生己养己的家族的情感态度，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他们身上，既有反叛家族的激情，也有恋家的温情。高家“大胆的叛徒”觉慧，视具有“无上权威”的爷爷为敌人，并敢公开与之对抗。但高老太爷临终前，觉慧却“不顾一切跑到祖父前，面摇着祖父的手。”因为他怕和祖父“永远怀着隔膜、怀着祖孙两代的隔膜而分别。”巴金说过一段话，代表了逆子们对家庭的矛盾情感态度：“我离开旧家庭，就象摔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我没有一点留恋。……然而理智和感情常常有不很近的距离。那些人物、那些地方、那些事情，已经深深地印在我底心上，任是怎样磨洗，也会留下一点痕迹。……也就是这留恋伴着那更大的愤怒……然而单说愤怒和留恋是不够的。我还要提说一个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念”（注：巴金：《关于〈家〉十版改定本代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1》，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7—348页。）。这种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也表现在瑞全身上， 他“把中国几千年来视为最神圣的家庭，只当作一种生活的关系。到国家呼救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能拦阻得他应声而至。”但他“永远，永远与母亲在感情上有一种无可分离的联系。”在旷野中流浪的蒋纯祖，也时而产生对于家的温柔的怀念，那常是一些类似梦境的令人陶醉的记忆断片：“他底年老的可畏的亲戚，他底甜美的家，他底儿时，他底纯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