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诗歌创作的最大功绩可以用王家新的一句诗来概括：“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即“个人化写作”的真正出现，诗人终于可以在坚持差异中写作。个人化写作的最大功劳是恢复了汉诗职能广泛的本来面目，也有了现代诗的精神，也有利于文体实验并带来文体的进展。它的最大弱点是太无序化，妨碍诗的艺术标准的适度规范即诗的语体、诗体在短时期有效建立。 90年代个人化写作源于“为生存而写作”的口号。具体为：为安慰自己的生活而写作；为了发表获得名利而写作，初写诗者常常为了发表而有意研究某个诗刊迎合编辑择稿口味而写作，有的小有名气的诗人为了引起评论家的注意或者为获奖而写作，90年代仍有人为了当官和挣钱而写诗；为了显示自己在群体社会中的存在价值，如堂·吉诃德富有使命感，为启蒙大众拯救生活甚至诗歌而写诗……这使90年代的诗歌创作目的比80年代更丰富多采。无论是写诗者还是读诗者，需要的都是那些有利于缓解前所未有的竞争生活导致的紧张情绪，可以安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浮躁心灵，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和提高人们的现实生活质量的诗歌。在90年代，诗的多种职能真正并存，特别是诗的自娱功能远远盛于诗的教化功能，诗的抒情性和严肃性都被淡化，抒社会之情变为抒个人之情，即使要抒社会之情，也大多采用“尽精微致广大”的方式，以情感宣泄和以语言游戏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化写作或私人化写作成为主流。诗人无论是情感宣泄式写作或者是语言游戏式写作，都有助于诗人的生活。有的诗只是诗人孤芳自赏，发表后也能引起其他一些人的共鸣。因为人的情感是大同小异的，语言也是社会化群体化的，人们的语言感受也是大同小异的。即使是比较怪异的情感和语言，在多元生存境况的90年代，也常常能够找到知音。当然，个人化得绝对“隐私”化的情感或者完全违背语言的社会性和诗歌文体的相对文体自觉性的诗，也可能没有人读得懂，没有诗人以外的读者。 个人化写作恰恰是当前诗歌萧条论者攻击的主要靶子。理由是它使千人千面，不仅导致了诗的艺术标准的沦丧，最要命的是导致了诗人与读者的对立。他们认为诗人不关心自身以外的他人，没有群体意识和使命意识，不把读者当上帝，就不是真正的诗人。其实，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就谈不上爱人民，不能了解自己的情感的人就很难表达出大众的情感。他们认为个人化写作的诗没有了读者，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诗真的需要作者以外的读者吗？90年代客观存在的为自娱而写的诗就不是诗吗？为自己而写作的诗发表出来真的没有读者吗？个人化写作者真的没有社会责任感，就不会放弃写“小我”而写“大我”吗？至少从我写诗的经历来说这些结论是不准确的。 我过去也迷信一位伟人所说的话：“你个人的痛苦与别人无关。”如现在反个人化写作者所言：这类诗不宜发表。后来因为非常偶然的因素发表了一些，竟比我80年代写的“大我”的政治抒情诗更受到读者的欢迎。很多诗人都有和我相同的经历，如林染的《写给波波》的诗比他写西部风情的诗更受欢迎。90年代女诗人的诗比男诗人的更有读者的最大原因是女诗人坚持“我首先是女人，然后才是诗人”，写出来的是很个人化也很“女人味”的诗。如果从读者的“轰动效应”看，90年代文坛是“阴盛阳衰”的，阴盛的一大原因便是她们的写作更“个人化”。如陈染、林白、海男等人的“隐私”性小说。女诗人的诗歌创作更“个人化”，甚至也如小说出现个人化写作的极端化写作——“私人化”写作。“小女人散文”也风行一时。通过对80年代女性诗歌与90年代的比较就能明白90年代为何会出现大规模的“个人化写作”，也能明白其价值如何。 80年代初期的女性诗歌虽然有了较强的女性意识，但是大多不是自觉的女性意识，男性化的花木兰式的匡扶天下的英雄梦并未破灭，“诗言志”、“文以载道”的传统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她们只是从女性的角度来关注社会，有与男性诗人完全相同的使命意识，总是不由自主地试图与男性诗人一起启蒙大众，社会化、政治化的倾向十分明显。如舒婷写了《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梅绍静写了《我的心儿在高原》、韩霞写了《情满沙海》……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却是在自发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中创作出的一些有女性味的个体抒情诗，如舒婷的《致橡树》、傅天琳的《背带》、张烨的《大女的心律》等。出于对这一代以及更早一代女性诗人失去女性自我的创作风格的反叛，翟永明、伊蕾等人在80年代中期掀起了一股标志着女性意识的自觉化、白热化的“黑色旋风”，让使命意识让位于生命意识，或者说赋予女诗人使命意识的新概念：完全并极端地皈依女性本体，甚至将女人拔高到女巫及女妖的地步，以“女性”的身份来拯救男性及世界。如翟永明在诗中宣称：“我目睹了世界／因此，我创造黑夜使人幸免于难”。唐亚平、匡文留等人也加入了这个宣布“作很女人的女人”的“黑色兵团”，尽情地体验真实的女人、更多的是生物性的女人的生命，石破天惊地“裸露”女性的情感及本能意识。唐亚平最关心的是“活个女性的样子来”，最大的心愿是“想占有女人全部的痛苦和幸福”。（见《当代青年诗人自荐代表诗选》）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早期的女诗人们不想当女神、女巫及女妖，不想像前两代诗人走极端，她们将使命意识与生命意识有机地结合，淡化女性诗的哲理追寻和社会使命，追求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的人生境界和抒情境界，把女性诗人和女性诗歌还原成食人间烟火的、并非超凡脱俗的女人的诗歌和呈现真实的女人的生存状态的女人的诗歌，提出先作女人，再作诗人的口号。如邵薇在诗中所言：“我是个平和的女子／能吃开心的食物”（《过日子》）；“那个女人，清淡如云，通晓风情（《猫王和希拉》）；你平凡的人们／没有奇迹／花开花落是几十年的事情”（《女人》）……西篱总结得更清楚：“或许因为我是女性，便固执地认为女性气质是诗美的一部分……女性气质，有这样的内容：对人（人类）的温情，对世界的宽容与理解，对罪过、脆弱的赦免与救助，对美的发现与维护，对灾难与痛楚的承受……她必是自信的、坦荡的、坚韧的、无私的，既洞察一切又调和一切，无论艺术、人生，她必是美与和谐之源。”（《温柔的沉默·后记》）作真实的女人，并不排除女人的正常欲望，只是这种欲望不像上一代女性诗人尽情宣泄的那种自恋狂式的欲望。尽管也有这样的抒情：“亲爱的／在这淡蓝色的夜晚／我静如潮水／狂如潮水／期待你……”（西篱《夜的海》），但是她们的心理是平和的，没有上一代的变态，如汪幼琴在《这感觉一丝儿一丝儿走着》的平凡女人的体验：“……渗进浅浅的舌根／渗进滞滞的空气／凝凝地旋着／不像生物钟／不像雨点……”90年代的女诗人大都想让女性诗人由非女人和超女人回归为真实的女人。她们悟出作一个本真女人的重要性，不屑作女神或圣女，只愿作平凡而不失女性个性的女人“质”诗人而非女人“化”诗人，在纯粹的女性心态中进行诗歌创作，用纯粹的女性诗歌写作行为和诗作建立一个本真的女性生存世界。写诗成为很多90年代女性的一种如同吃零食、化妆一样的生存方式；出自女人之手，以直接的或者象征的语言方式写女人的情绪、情感、愿望和冥想的诗歌更呈现出90年代女人现实的生存境况和理想的生存境界。这正是90年代女性诗歌个人化写作的真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