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从诗人孙文波的诗中借来的。孙文波近年在《山花》上发表组诗《母语》，其中的一首题为《改一首旧诗……》： 重读旧诗，我感到其中的矫揉造作。／第一句就太夸张：“他以自己的／胡须推动了一个时代的风尚。”／一个人的胡须怎么可能推动时代的风尚？／想到当年为了它自己颇为得意，／不禁脸红。那时候我成天钻研着／怎样把句子写的离奇，像什么／“阿根廷公鸡是黄金”之类的诗句／写得太多啦。其实，阿根廷公鸡／是什么样，我并没有见过；黄金，／更是不属于我这样的穷诗人。写它们，／不过是觉得怪诞，可以吓人一跳。／现在，写了十年诗，我才明白，／谁也不会被我吓一跳，搞糟了的／不过是自己。现在，我终学会／从身边的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 孙文波对旧作的反思，不仅仅是他个人对诗的重新发现与认识，同时也代表了90年代青年诗人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心态，即由过去对现实的漠视、回避，转入对现实存在状况的敞开与关怀，由对隐喻、象征意象的迷恋，转入让存在诗中直接呈现自己。这些诗美追求上的变化，体现了青年诗人在经历了封闭的、高蹈云端式的实践后，对现实的一种回归，是诗人面对现实生存的一种新的探险，比起青春期的自我宣泄及形形色色的语言实验来，这实际上是一种更见难度、更具功底的写作。 “从身边的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强调的是应当把半空悬浮的事物请回大地——诗人不能成天沉浸于乌托邦的幻想当中，更要关怀世界，关注自己及周围人的生存状态。这一原则给90年代诗坛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诗的民间性的呈现。70年代末到80年代是个启蒙的时代、浪漫的时代，90年代则是个现实的时代、凡人的时代。随着启蒙与浪漫时代的结束，是激情与理想的淡化。诗人离开了语言迷宫与象牙之塔，回到民间去寻找诗情与诗魂，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审美趣味，一种新的感觉、新的情绪、新的格调在诗中呈现出来。 90年代中国人的最大问题是生存问题。90年代诗人的“身边的事物”，往往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通人的生存处境，以及面临生存危机的疑惧与焦虑。李霞的组诗《现代生活》，把现代生活中常见的广告、自由撰稿人、高速公路、女交警等写进了诗歌，体现了一种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与现代人的焦灼感。陈超的《本学期述职书——“现实主义”而且“白话”》，透过一个高校教师写期末述职书的苦恼，展示了人文知识分子在当前时代的窘困的处境。谢湘南的组诗《呼吸》则描述了深圳打工族的原生态：《零点的搬动工》、《深圳早餐》、《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报告》……仅从这些题目，也略可窥见打工生活的紧张、单调与严酷。竹马的《我和我的工厂》，不同于五六十年代来流行诗坛的那些轻松地歌颂劳动、欢快地抒发工人主人翁感的作品，而是透过抒情主人公的自白，展示了90年代工厂面临的凋弊、严峻、艰难的生存现实以及人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的心态：“我的工厂沉重 我也沉重／我沉重得像废弃的厂房和残损的设备”，“就像一颗螺帽一丝丝游离自己的位置／总是需要扳手不断地加以紧固或者／再加上一个螺帽加以防护 我不知道／我是机器上的第几个螺帽或者哪一种扳手 我只知道在这样的往复中不甘或者安然”。这里打动人的是，作者不是以诗人的身份俯视现实、游离现实，而他本人就是现实，已成为庞大而衰老的机器的一部分。 “从身边的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要求诗人最大程度的向存在敞开，这自然会带来艺术手段的变化。一般说来，浪漫时代的诗人，更多地凭藉激情展开幻想的翅膀，构筑超越日常生活的审美空间；而平凡时代的诗人，则更多地依赖日常经验与个人体验，否则诗歌会显得空疏而飘浮。舒婷、北岛那一代朦胧诗人，着意将生活的秘密溶解在意象中，将深挚而多层次的情感寄寓在冷隽的暗示与象征中，不是按现实的时空秩序，而是按诗人情感的流向和想象的逻辑来重新安排世界。诗中的意象不是客观事物的直接反射，而是在经过诗人心灵世界的过滤后有所模糊、有所省略、有所变形。他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也给后来者的逾越平添了难度。但朦胧诗人的时代毕竟过去了。90年代严酷的现实迫使诗人正视基本国情、直面生存处境，并探寻从寻常琐屑的生存现实中发现诗意、将日常生活经验转化为诗歌材料的可能性，叙事性话语的加强就是其中之一。 90年代诗人的叙事，与传统的叙事相关，但不是一回事。传统叙事的基本元素是故事、人物、环境，其主要特征是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客观的讲述，如黑格尔所说：“史诗就是按照本来的客观形状去描述客观事物”。（注：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99页。）而在现代生存场景挤压下，当代诗人的叙事不是以全面地讲述一个故事或完整地塑造一个人物为目的，而是透过现实生活中捕捉的某一瞬间，展示诗人对事物观察的角度以及某种体悟，从而对现实的生存状态予以揭示，这是一种诗性的叙事。朱文有一首诗，题为《黄昏，居民区，废弃的推土机们》： 还差一百米的距离，就可以进入／居民区，但是不长的一条路，够他们走一生。／／这些推土机，这些奇怪的游民。／引擎已被阉割，命运早已注定。／此刻，带着钢铁的最后一份／矜持，去试图了解当地的风俗。／／能否在天黑以前，被居民区接纳，他们显然没有太大的把握。／／这群冲动的词语，愤怒依旧，／搁浅在这里，已失去最初的指向。／谈话的双方，以及那次谈话的／背景，因为已被接纳，而从这里永远消失。／／只剩下他们了，／钢铁一般的词语，／词语一般的钢铁。／／拓荒者的胸怀里，／居民区华灯初上。 进入90年代，房地产建设开发成为遍及全国、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身边事物”。围绕着拆迁安置等实际问题，社会上积累了重重的矛盾。朱文由于是写诗，无须乎也不可能像通讯报告那样交代拆迁的起因，以及造成当地居民与推土机对峙的来龙去脉，他只选取了居民区与废弃的推土机的默默对峙的场景，形成了一幅充满着张力的图画：被阉割的引擎、一百米的距离、谈话的双方、黄昏的灯光……暗示这里围绕拆迁曾进行紧张激烈的谈判，谈判未果，推土机隆隆推进，遂出现了愤怒的居民砸毁推土机引擎的事件。目前，黄昏降临，剑拔弩张的对峙虽暂时平静下来，但更大的冲突也许还在后边。90年代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尖锐的矛盾，以及人们心理的失衡，就这样通过叙事性场景显示出来了。朱文还有一首诗题为《生计问题》，写诗中的“我”搬家后，遇到一个新房东，他是一家发动机配件厂二分厂厂长，这位厂长善意地关心“我”的生计问题，而“我”却对厂长说，这个问题离你倒更近一些，你厂子的职工怎么办呀！于是导致厂长更深地考虑几百个职工的生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