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到现在，是中国新诗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新诗在这个特殊阶段里，已经有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国新诗从此经历了充满痛苦的、极其曲折而又极富戏剧性的进程。作为一个完整的阶段，中国新诗历史的后50年，既是五四新诗传统的继续和延伸，又是具有巨大变异性的独特的阶段。正是由于它有过对于新诗传统的大面积的改写，因此，随之而来的匡正，却也为新诗历史打开了新的篇章。异变造成了贫乏，而挫折却酝酿着丰富。从5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中国新诗这长达半个世纪的艰难行进，谱写了这一阶段诗歌的既贫乏又丰富的历史。 诞生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中国新诗，感染了那个时代充满个性和激情的、自由奔放的气氛，从开始之日起，就进行着广泛而又多样的试验，当时就有基于艺术目的的诗歌流派的集结和运行。当时的创作环境和创作心态是轻松的和宽容的，人们可以在各不相同的气氛中实践着自以为是的艺术主张。 最初出现的诗人是个体的，即使也有邀集同道作同向的诗的实验，也不具有明确的集团的倾向。及至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相继成立，两个社团分别拥有了自己的诗人群，这些诗人于是开始表现出各不相同的审美和艺术风格的追求。随后也就产生了艺术主张迥异的诗歌流派：有偏重于写实的，有偏重于表情的，有偏重于象征的。于是，在新诗史的最初几叶的描写中，尽管朱自清以他敏锐的艺术感受力捕捉了各路诗人繁复而又细致的异趣，却依然是繁花满眼、扑朔迷离，最后对此也只能作简括性的描述：“若要强立名目，这十年来的诗坛就不妨分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这是新诗草创期的让人迷恋的胜景。后来的情况就有了变化。由于左翼文学思潮的引入，这种思潮因与中国社会的实际处境，以及中国诗人有感于时代召唤而产生出强烈的趋同倾向。新诗从此表现了从诗人内心向着外界叙述和描写的热情。而在诗的内涵上，由于受到左翼文艺思想的支持，而表现出明显的外倾姿态。哲学上的唯物论和阶级论的文学观的结合，导致诗歌创作上主流意识的形成，并随之迅速产生排它性。诗歌于是悄悄地准备着和酝酿着它的统一化的历史行进。 以左翼诗歌为发端的中国诗歌“纯化”运动，由于倡导此项诗歌的理论的逐步体系化，加上有力的创作实践的支持，在40年代初期的解放区就已得到普及和贯彻。新中国的建立，当时除了局部地区以外，战烟基本平息，全国政局大定。行政力量的强大，胜利者的信心，以及长期形成而今更为成熟的文学理念，使主事者有可能发起并推行文学大一统的战略。这种大一统的构想与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的理想相联结——一个空前统一的社会，期望着一个空前统一的文学。在新的文学理念中，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原是决定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并通过政治的中介体现政治的利益。经济决定意识形态，政治决定文学，这原是顺理成章的事。 “治平之世，百度守成，文章典则，步趋甚严。虽不羁之才，罔敢逾越。及有非常之变，则纪律荡然，一时才俊，失所依据，门斧自操。聪明所结，足使风云变色，河岳异彩，新陈递嬗。洪蒙再开，渐渐浸淫，以成习俗，所为文章，亦相准焉。故虽不及于古，然新体萌芽，必于是时。”（姚华：《曲海一勺》）这段话把天下治乱与文章嬗变之间的关系，作了相当精彩的论述。治世讲究规矩，“乱世”利于创新，大体的规律如此。40年代结束，50年代开始，一个新的社会形态诞生了，正是所谓升平之世（就当时胜利形势而言，随后发生的一切，那时不可预料）。于是要求文章法度趋于一律整饬，这从社会要求于文学的关系来看，是合乎常理的，虽然从文学自身的规律来看未必合理。 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和诗歌的一律化趋向，对于五四新文学传统而言，无疑是一个大变异。这种一律化的来势甚猛。从社会行政的角度看，是当时文艺指导思想的推行和贯彻，这种贯彻多半借助于那时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和“文学运动”。从作家的角度看，当时多数的作家、诗人和理论家都真诚地服膺时代的要求，自觉地投身于思想改造的热潮。这种改造的切入点和基本点，则是对于旧的、“个人主义”的创作观念和审美趣味的批判和否定。所有的作家，不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必须对“错误”的文艺思想进行清算，而按照当时倡导的创作理念“重新开始”。 这是中国诗歌大转折的时代。原先形形色色的诗，在明确的方向和有力的范式的启示下，并由于强大的行政力量的推进，得到了重大的改造。以往那种显得庞杂而繁复的诗，在一体化的改造中变得“单纯”了。“单纯”的时代要求“单纯”的诗，“单纯”的诗也反过来反映它所从属的时代。中国诗歌的这个一体化的进程是漫长的，经历了50年代、60年代、以及70年代的几个重要的历史性时期，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有效地改造了诗歌。这个进程大体终止于文革结束。 那么，中国当代的诗，是在甚么方面进行了由繁复向着单一的改造呢？首先是诗的内容：它必须表现工农兵的生活和情感，特别是必须用歌颂的态度对这种生活作肯定性的描写和再现。诗歌杜绝表现个人，特别是个人那些不合乎时代潮流的“不健康”的思想情感；诗歌是整个社会大机器的一个部分，它必须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唱颂歌。在诗歌的形式方面，也有极为明确的要求，民歌和古典诗歌的方式被确定为“基础”。革命的理想，可以预期的未来，充满信心的实践，决定了这个时代的诗是健康的和乐观的诗，它必须用明朗而昂扬的调子，用雄壮的旋律来再现这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