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主持人:孙绍振 孙绍振,教授,博士生导师。1936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61年调华侨大学中文系。 文革期间下放农村。 1973年起在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先后于1990年、1992年、1995年往德国、美国、香港多所大学讲学。现兼任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北京大学校友会副会长。 1981年,在朦胧诗兴起时,其所作《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引起强烈反响。此后出版《文学创作论》、《论变异》、《美的结构》、《孙绍振如是说》、《怎样写小说》、《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探险》、《幽默学全书》和《幽默逻辑揭秘》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提出对于传统的“真善美统一”理论的质疑,指出真善美既不是统一的,不是只有量的差异,也不是分裂的,而是互相“错位”的。三者完全统一时,审美价值贬值;三者完全分裂时,歪曲现实。只有当三者保持“错位”而又不是完全脱节的时候,审美价值才会升值。 90年代初,孙绍振转向幽默理论研究。他指出所有西方文化大师都把幽默放在西方非常强大的一元逻辑中加以研究,而幽默的内在结构,不是一元逻辑,也不是二元逻辑,而是二重“错位”逻辑。在一重显性逻辑上期待失落了,如果可能产生笑的话,也只是滑稽的笑;只有在另一重隐性逻辑上又落实了,所产生的笑才有深长的意味,才可能是幽默的笑。他提出,从幽默心理学上来说,幽默的笑不仅仅是康德讲的期待的失落,而且是失落后的顿悟,是失落和顿悟的统一。从幽默逻辑学上来看,幽默是显性逻辑的消隐和隐性逻辑的显现。 不论是美学还是幽默逻辑学,“错位”范畴都是孙绍振的理论核心。 主持人的话 前年谢冕在一篇短文中发出了《新诗已经离我们远去》的感叹,去年《诗刊》一月号又推出了我的《后新诗潮的反思》,我们对于当前新诗创作和走向的忧虑和批评引起了广泛的反应。在关注诗歌命运同行之间和一些讨论会上,议论纷纷;有的还相当激烈。这里推出的是几位持不同见解的新诗研究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 虽然,学者们观点各异,但是文风却同样的委婉。即使立场相左,然而他们却回避了正面的、直接的交锋。采取了各抒己见的方式。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他们对当代新诗,尤其是90年代的新诗的评价,正好代表了当代讲坛上的三派观点。 王光明在文中说,一个时期以来,对于后新诗潮的批评就成了时髦。 这是不错的。我本人对于后新诗的探索的批评,可能就是较为严厉的一个。我不像谢冕那样,温文尔雅,委婉曲折,我毫不讳言我对后新诗潮的不满,甚至愤怒,我的文风向来是锋芒毕露,暴躁凌厉,我甚至用了“艺术的败家子”、“犬儒主义”、“挟洋自重”等等的语言,来表现我对新诗的焦虑。而谢冕教授就是在这篇文章中,也保持了他的学者的持重。为了引出他的观念,他回顾了新诗80年代的历史,(也可以说,绕了几个弯子)最后提出他对于相当多的新诗人过分沉溺于“个人世界”的不满。 他虽然千方百计地为他所要批评的现象寻找客观的原因,但是他不能表示他为“诗的社会属性和公众关怀被消解”,“诗歌的传统审美性被冷淡”感到焦灼。他的文章,处处行文的慎审。读者显然可以感到他从思路到用语的分寸:一方面他尽可能地保护那些艺术的、灵魂的探索者;一方面作为长者,又不能不从他所理解的历史的责任出发,指出:“不仅是崇高的命题受到冷遇,甚至连传统的优美的和抒情也变得遥远了。由于众多的缺失,众多的诗都因而失去了分量。” 谢冕是不轻易作正面批评的,作为资深评论家,他更善于从正面提出建设性意见。在这里,他提醒诗人不要忘记,尽管这是一个宽容的时代,但是仍然有“重要的诗”和不重要的诗的区别。诗人不仅要“看到个人,而且通过个人忧患,和悲欢的情感经历看到时代,看到了那时代全部整体……从中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特有的精神。重要的诗人是概括的,重要的诗人总是从个人的体验出发,到达时代的中心,并准确地把握那个时代的灵魂。”他的文章不短,但是其它的话,都是为这几句话而写的。 虽然王光明对于谢冕有过师承关系,并且在后来的不断探索中,王光明也已经形成了自己对于当代诗歌现状的独特见解,但是,在王光明提交的这篇文章中,他所提出的命题从根本立场上,是和谢冕针锋相对的。他的文章的题目就是《个人承担的诗歌》,他认为:对于后新诗潮的诗歌一些不够到位的批评,产生于在美学上以朦胧诗的准则来衡量一切。而后新诗潮并不追求朦胧诗的意识形态“抗衡的热情”,诗人们正在疏离处于中心话语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以便“更深入地进入灵魂本体的探索”。他认为朦胧诗所表现的不过是一代人的声音,而后新诗潮的价值则是“从一代人的声音中凸现了个人的声音”。后新诗潮的语言反抗大众文化的浮浅、媚俗。王光明在他们寻求语言“向未知的生长”中,感到了“真正的诗歌探索”之光。后新诗潮的诗人,虽然没有对时代作出直接的反映,但是他们“以内省的崇高和语言的自足”,“从灵魂的视野去阐述和想象当代的生存处境”,这种探索不是以群体为中心的,而是“落实在个体的承担者身上”的。对于这样的诗歌,重要的不是笼统的批评,而是对话。 相对于谢冕和王光明而言,陈仲义的理论立场似乎处于二者之间。 陈仲义所理解的个人化写作,并非孤立的、抽象的,他更加强调由个体发出的是“全息”信息,“即使再淡化隐匿,都多少带有时代的擦痕”,也多多少少有个人与社会、时代的有机联系。这一点,王光明在行文中虽然不是完全反对的,但是却并不强调。不过陈仲义更加正面地指出有两种个人化,一种是仅仅归属于个人,另一种则超越于个人。对于纯个人生理的冲动和融入某一社会实践这二者,陈仲义认为,后者更有意义,从终极意义上说,他认为这种诗“是非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