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发展与文学杂志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现代以来的文学作品，绝大多数首先是通过文学杂志而得以发表和传播的，而文学杂志的状况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标示了文学的繁荣程度和发展状貌。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文学杂志的状况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来了解特定时期文学发展的整体情况。本文试图对三十年代文学杂志的有关情况作些考察，以期从一个向来被人们所忽略的方面为研究三十年代文学的发展状况提供一些重要的参照依据。 一 我们通常文学史意义上的“三十年代”，是以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一党独裁政权的建立为其开端的。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政权以后，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相应地在文化领域施行了一整套的文化方略，其中包括实行“党化教育”，控制宣传媒体，扶持官方文艺团体和推行官方文艺政策等。通过这一系列政治文化的措施，国民党企图实现其与一党专政相适应的文化专制主义。国民党的文化控制和文艺政策作为国民党“权力主体”推行的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三十年代文学杂志生成、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生态环境。三十年代各种文学杂志现象可以说，基本上是对这样一种生态环境的或顺应或违逆，或适应或不适应，或谐调或不谐调的反应中而得以形成并呈现出种种态势的。这些将是我们研究三十年代文学杂志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由于“受控制的传播媒介能成为培养政治信念的有力工具”，因而，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和政党自然会利用这种工具来推行自己的政治文化。[1](p.66)而且愈是当政治斗争趋于激烈时， 对传播媒介的争夺愈加剧烈。三十年代国民党政权依靠文化控制（包括控制文化传播媒介）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将自己的政治文化灌输给权力客体，而权力客体自发拥有的各种“反权力政治文化”也必须通过传媒来扩大其影响，尤其是当权力客体处于没有政治自由的状况下，包括文学杂志在内的传媒便成了他们的重要的甚至也许是唯一的与“权力主体”进行抗争的手段。正是基于普遍的对传媒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因此，文学杂志的问题，由三十年代的政治背景所决定，已经不仅仅是文学杂志自身的问题。由此来看三十年代的许多围绕着文学杂志的特别现象，也许我们能加深对其现象背后根源的认识。 三十年代，各种杂志层出不穷，1933年到1934年曾被称作“杂志年”。仅1933年的上海而言，就出版了至少二百种杂志，而1934年，仅“文艺定期刊几乎平均每月有两种新的出世”。[2]1934年“自正月起， 定期刊物愈出愈多。专售定期刊物的书店中国杂志公司也应运而生”。据估计，当时“全中国约有各种性质的定期刊三百余种，其中倒有百分之八十出版在上海”。[3]这种三十年代特有现象的产生， 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的原因，而绝不是如某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由于“价格低廉的杂志格外受读者青睐”，以及“经济的因素导致了杂志的病态性的繁荣”。[4] 当时，就曾有人针对“有的帮闲文人将原因推为书籍定价高而刊物定价低”的论点指出，一方面刊物大盛而另一方面则是“文艺书的单行本却少到几乎看不见”[2]，这是中国的“特别国情”造成的。 这种“特别国情”当然首先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禁书令和图书杂志审查法的推行”。[5](p.250)虽然，人们将三十年代的1933—1934年称为“杂志年”，其实“出版界的现状，期刊多而专书少”，“这情景是由来已久的”，而到1934年“不过略有变迁，更加显著而已”。[6](p.498)由于国民党对书刊的严厉查禁和对图书杂志的苛刻审查，造成出版家营业上的无路可走，“好销的书不好出，好出的书不好销，于是只剩下‘杂志’一条路还可捞几个现钱”。[3]在1930 年底国民党中宣部向中央递交的审查出版物的“内部报告”中，就曾直言不讳、洋洋得意地讲述进步书籍的出版“渐次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本部以前，对于此类书籍的发行，采取放任主义，少加查禁”，而“在国内一班青年，又多喜新务奇，争相购阅，以为时髦。而各小书店以其有利可图，乃皆相索从事于此种书籍之发行，故有风靡一时、汗牛充栋之况”。“但是最近数月以来，本部审查严密，极力取缔，各小书店已咸具戒心，不敢冒险，以亏血本了。”[7]出版家、 书店怕“亏血本”故转而以出版杂志为谋生之道。与书籍相比，杂志要相对灵活一些，在审查中书籍遭禁，出版者、书店便满盘全亏，而杂志则可以用临时撤换一些文章篇目的办法，保住整个杂志。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三十年代杂志便大盛起来，而也正因为1933—1934年，国民党当局的禁书和审查书刊的手段更加严厉，于是“杂志年”遂以形成。 其实，三十年代的“办杂志”之受到重视，还不仅出于出版家为“保血本”的考虑，那时似乎普遍有着办杂志的热情，确实是“想办杂志的人多”。[5](p.250)这原因也正是在于杂志作为公众传播媒介对于各政治派别推行自己的政治文化具有的重要作用。当时就曾有人认为，在“想办杂志”的人中间，很有些是“想借办杂志扩大个人（或他那一派一系）的影响的。”[5](p.250)这种借办杂志扩大影响的人中，自然也有的是“想借办杂志之名而行‘卖身’之实”的，也有的是“借杂志的名目企图和一些游离分子吊膀子的”，[3] 但也有更多的人是以杂志为武器，来传播“反权力政治文化”的。例如左翼文化、文艺界就是如此，他们正是通过办杂志来使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当时的高压政治下得以最大程度地社会化的。“左联”在“政治文化”上的成功，实在与当时的办杂志是分不开的。一方面，左翼作家们充分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报纸来发表自己的对政治、社会的种种见解，例如，他们抓住当时“中国报纸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副刊的政治倾向性，往往可以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在包括《民报》、《晨报》、《中华日报》、《时事新报》、《大晚报》、《申报》等在内的报纸的文学副刊上用化名写文章。[8]而另一方面， 左翼作家们在三十年代确实在自办杂志上也倾注了巨大的热情。胡风曾这样回忆起他们当年办《木屑文丛》的缘起：“记不起是哪一个左倾的青年弄到一点钱，要我出刊物。这是三十年代常有的情形。都是出一二期或三四期，钱用完了，刊物也遭禁”。[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