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小说创作与人们对小说的失望已经成为一道十分怪异的文化景观，一方面有那么多的人一天天成为小说家，另一方面人们却很少去问津小说，阅读的圈子正在一天天萎缩。在小说的这种尴尬局面面前，我们想起了本世纪初“南社”的小说作家。探索一下“南社”小说的勃兴和“南社”小说的创作成就，或许能对摆脱现在这种尴尬有一些启迪。 一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小说属于俗文化的范畴，属于下层民众所喜爱而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化。晚清以后，提倡诗界革命的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南社”都发现了它的价值，提高了它的地位，强调它的社会功能，梁启超、严复甚至将小说与政治联姻，称之为“政治小说”，把小说抬到了至尊的地位。严复在《译印政治小说》中信奉“小说为国民之魂，”（载阿英《晚清文学丛抄·小说戏曲研究卷》）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主张“欲新一国国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0第7页）维新派的小说理论也影响了“南社”的成员。 叶楚伧就曾在《小说杂论》中指出：“小说势力，与教育有骖勒之功。而陇亩耕织之流，置身不及于庠序，时论不与乎坛坫、瓜棚豆架，皆教忠教孝之言；酒后茶余，系世道人心之运。故普遍之力为教育所弗及。”显然，“南社”作家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到小说的教育功能和社会价值。另一位“南社”作家徐枕亚在《答友书论小说之益》中，在反驳把小说一律视为“淫词邪说，伤风败俗”的同时，认为自欧风东渐以来，小说的面目已经是日新月异，“取才之纯正，可以兴，可以讽，非特不为世道人心之害，且足以改良社会之一助焉。”并把小说的社会功用推到了极高的位置：“窃尝论小说之势力，最足以普及于社会，小说之思想，最足以感动夫之人心。得千百名师益友，不如得一二有益身心之小说，吾言非过也。小说之用，实足以使空疏无学之人亦具普通之知识，消闲无事之时，不忘世界之观念。”1917年4月， 文明书局出版的《南社小说集》的跋语云：“往岁同人协议，佥谓：‘开通风气，棒喝社会，文字之最有力者，莫如稗官家言。’” “南社”的时代，也是“大众社会”兴盛的时代。20世纪初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工矿、商业、金融业日益繁荣。上海、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开辟为商埠，逐步形成都市社会。这些地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商业繁华，人才汇集，信息传递迅速，文娱设施激增，大众文化也勃然兴起。20世纪初，上海已经有了许多民营出版社，并成立了出版商会。这些民营出版社被认为是新的社会和文化代理人，它们既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垄断，又分解了朝廷对于印刷业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印刷业的这一变化也带来了读者群的变化。非官方出版社的出现还在于它开辟了一个新的、以都市普通人为阅读主体的书籍报刊的生产空间。而书报读者层的扩大，又促进了文化产业的繁兴。在文化上，上海的文人和商人同江南的文人和商人一样，在口味上是相通的。商人和文人甚至可能原本就有同宗、同族、同学的重叠式的紧密的社会关系。大众文化靠文化产业的传播媒介普及，而文化产业又十分追求市场的扩大，并影响文艺家，迫使他们制作迎合市场的商品，进而造成文化的均质性、划一性。因此，能适应公众需要的通俗小说就得以随着报刊杂志的传播而日益兴盛。“南社”的作家并未囿于“精英”文化的圈子内，不知与时俱进。叶楚伧在《小说杂论》中就指出：“作小说而有志于社会， 第一宜先审察一般阅者之习惯， 投其好以徐徐引导之。 ”1914年，王钝根开始编辑《礼拜六》周刊。他在《〈礼拜六〉出版赘言》中就标明《礼拜六》是为适应人们的“休暇”而出，同时认为“省俭而安乐”是大众读者对于小说的内在要求。包天笑在其创办的《小说画报》的卷首中也写道：“盖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话之文学……自宋而后，文学界一大革命即俗话文学之崛起特起。”他认为：“数千年来语文文学相距愈远，一旦欲沟通之，夫岂易耶？即如小说一道，近世竞争译欧文而恒出以词章之笔，务为高古以取悦于文人学子。鄙人即不免坐此病。”在“南社”作家看来，通俗文化并不是所谓“严肃文化”的对立面。“文人学子”和“一般阅者”应该是一个连续体，不应有上下之别。 当时上海的各种报刊，大都由南社社友主持笔政；各种杂志，也大都是南社社友的地盘，成为南社的一统天下，“当时在上海，若不是南社的成员，不大能够进报馆当编辑。”柳亚子曾这样描写其时的“热闹局面”：“大家都是熟人，并且差不多都是南社的社友。不是的，也都拉进来了。那时候，可称为南社的全盛时代。”以下一些报刊史的史实便是柳亚子这一段话的最好注脚：1909年9月， 包天笑编《小说时报》，至1917年出33期；1910年7月，王西神创办《小说月报》。 这是早期大型的有较大影响的刊物，又是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在1921年沈雁冰接任主编之前，王西神两任主编，所编近6卷；1911年8月24日，王钝根首创《申报·自由谈》，1915年后相继由吴觉述、挑婉雏、陈蝶仙、周瘦鹃等接编；1914年，王钝根开始编辑《礼拜六》周刊；1914年，刘铁冷与友人筹办《小说丛报》，由徐枕亚主编；1915年，包天笔主编的《小说大观》创刊，由文明书局发行。小说杂志而有季刊，《小说大观》为首创。1917年初，包天笑办了一个《小说画报》。包天笑曾说过：“南社是一点没有基础的，既无社址，也没有职务。”没有社址是实，但其实可以把报社看作南社流动的联络站。1912年4月， 柳亚子入《太平洋报》，即遍告社友：“本社因社员加入遍及海内，交通机关急宜成立，现议定于《太平洋》馆内附设交通部。”社友诗、文、词拟交刊《丛刻》及交纳“入社金及常捐”，同年6 月陈去病任杭州《平民日报》总编辑，旋登启事：“本社……社员日众，聚首无从，同人为联络情谊起见，特设通讯处于《平民日报》馆，谨此布闻。”无论是以上海为本部，还是以杭州为支部，均以社员聚集的报社为“挂靠单位”。报社既为社员提供聚合空间，同时也是社员交游之所。由于社员散处，“每以不得见面为恨”，但是对于报社中人似不存在这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报社俨然就是南社的“文学俱乐部”。“俱乐部”色彩最浓，还是“南社”成员开辟主持的副刊与专栏。副刊作为正刊的补充，同时有其独立的内容与风格，既为文人提供一个舞文弄墨逞才显技的空间，又为读者提供一份闲适的阅读感受。这种非政治性的、市民生活的话题形式，其作用大致相当于茶馆酒肆戏园青楼之于文人（作者）与市民（读者）的意义，王纯根“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之说，把“小说”换成报纸副刊也未尝不可。成功的副刊与专栏，影响甚至可能超过正刊，《申报》的《自由谈》可视为典型的个例。正因为“南社”作家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共同感觉和时代的氛围，他们创作的小说不乏畅销的记录。例如刘铁冷等人办的《小说丛报》，“第一期一月后即重印，第二期销数更增。”“出至第四第五期，书刚装订送发行所，即一轰而尽。”在当时影响颇大。再如徐枕亚的言情小说《玉梨魂》，先在《民权报》副刊上连载。这部文言小说轰动一时。出版单行本后，再版数十次，销量达数十万册，成为民国初期最著名的畅销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