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讨论的是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的关系，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课题提出本身即是意味着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深入：早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研究者就在最终决定文学发展的“社会经济状况”与“文学”之间发现了“文化”的中介作用；在九十年代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中，人们又从众多的文化因素中，提炼出了与文学的现代化关系最为密切的三大文化因素：大学文化，出版文化与政治文化。试图把二十世纪文学置于本世纪的历史中心课题——“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考察“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现代出版”与“现代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或许会为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外部关系的研究”打开一个新的思路。它与同时期许多研究者所进行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地域文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的研究，是互相配合的，表现了共同的（类似的）研究思路，都是九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开拓。可以期待，这样的研究将延续到下一个世纪。 我们所使用的“大学文化”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王瑶先生在为北大九十周年纪念所写的文章里，曾提到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的一段话，说大学里主要是三派势力：校长，教授与学生。我们由此得到启发：所谓“大学文化”主要是由校长、教授与学生的活动所创造的。其中包括了：校长的教育思想（观念），办学方针，教育体制，课程设置，教授的教学活动，科研工作，师生的社团活动，学校的图书馆，出版物（刊物，报纸，著作与翻译作品），学生文体活动，各种讲座，集会，社会工作，以及校长、教授、学生的衣、食、住、行、娱乐等日常生活等等。我们的关注，更在于这些“大学文化”的具体构成因素背后的精神追求，价值关怀，哲学思潮，历史观念，伦理标尺，学术思想，思维方式与方法，心理特征，情感方式，审美形态，人际关系，交流方式，文化氛围，精神气质、风气、传统（也即“校风”）等等，这些更为内在的“文化”的精神要素。而我们的研究重点与难点还在于要探讨特定历史时期的这样的大学文化形态与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的关系，实际上是要探讨特定时期的集中在大学空间里的时代精英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文化追求、精神风貌等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与作用，其中既包括了对学院培养的作家的直接影响，也包括通过各种途径（特别是现代传播媒介）对社会文化、文学的间接影响，以及大学文学教育在文学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这意味着，我们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很高的研究目标。这与实际的研究能力形成了极大的反差。除了最基本的知识结构的局限以外，主要遇到的问题是理论借鉴与基本资料的匮缺。但我们同时意识到最重要的是起步，一切问题与困难都要在进行过程中逐步解决与克服。我们只能从现有的知识水平与理论思考出发，作出起始阶段的理论、方法的与具体操作的设计，而在研究过程中逐步调整、修订与完善。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这是一个大题目，落实到具体研究与操作中，就必须“大题小做”。在王瑶先生前述文章里所提出的“通过某一审视点来总揽全局”的“典型现象”的研究方法的启示下，我们从本世纪的大学发展中选择了以下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二十年代的东南大学”、“二三十年代的清华大学”、“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抗战敌后根据地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的北京大学”以及“九十年代的北京、上海地区的大学”。选择这样七个“点”，显然着眼于本世纪发展的不同时期对时代文化、文学影响最大的大学，如五四时期的北大、三十年代的清华，同时也要考虑同一时期代表了不同倾向、不同模式的大学，如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与“鲁艺”，等等。这样的选择自然会有一些重要的遗漏，最明显的是偏向于以北大与清华为中心的北方的大学，而对南方（特别是上海）的大学较少涉及（我们在“九十年代大学文化调查”里，选择了上海的大学作为一个点，是想多少有点弥补），一些在特定时期与特定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大学，如对早期话剧有重要贡献的南开大学，集中了一批早期散文家的立达学园等，原来也列在计划之内，后因客观原因而未能完成。从时期上看，“五六十年代的大学”尚是一个空缺，这除了下文将会论及的原因外，也还因为没有物色到恰当的作者。惟一可作辩解的是，这仅是第一批的尝试，希望以后还能继续下去，最终成为一个较为全面、完整的体系。——这一愿望能否实现，还有待机遇，以及学术界、读书界对本丛书的反应；中国的事情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敢做过于乐观的预测。 在具体研究方法与写作上，本丛书也有一些预设与统一要求，即希望以具体的历史事实的描述为主，以“设身处地”的原则，通过对大量原始资料的发掘，研究者自身要努力进入（也要通过自己的叙述帮助读者进入）历史情境之中，以获得历史感。为此，要特别重视历史细节的运用，重视日常生活的再现，在史的叙述中追求报告文学式的现场感，但又要绝对避免虚构，做到每条材料都有历史依据。同时，又要有历史的距离感，通过对历史事实发生“以后的后果”（这是当事人不可能预见，却是研究者所能够、并且必须面对的）的如实揭示，作出历史经验教训的理论总结，也即追求历史叙述的理论深度。以上两个方面（“历史事实的描述”与“历史叙述中的理论深度”）要求，在我们这次初步的研究中，前者是主要的。作为主编，我在与作者、责任编辑交换意见中，对本书的质量做了两个层次的预期：除了整体选题与构想中的新意以外，每本著作都首先要在原始材料的发掘上尽量下工夫，将研究对象至少在现象层面上作出初步的整理、爬梳与描述；在此前提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分析，追求一定的理论色彩。这样，就能够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要做的是一个“开路、铺路”的工作。统一要求之外，自然是期待每一位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研究特长与个性，因此，现在贡献给读者的丛书中的每一本著作的研究视角、结构、叙述方式、语言风格……都各不相同，质量也不尽平衡，这也是不言而喻的。本丛书的作者大体上是老、中、青的结合，其中有在读的博士生，在出学术成果的同时，也培养了学术人才，这也是我们的预期的目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