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写下五四新文学开山之作《狂人日记》的1918年，鲁迅描述了中国人的两种“大恐惧”：“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注：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六》。） “大恐惧”化作焦灼的探寻。何为救国之根本与强国之起点？鲁迅说：“一国当衰弊之际，总有两种不同意见的人。一种是民气论者，侧重于国民的气概，一是民力论者，专重国民的实力。”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人物，包括鲁迅在内，大多曾是“民气论者。”而文学作家即使是“民力论者”，他本人所作的努力也只能是在“民气”方面。 “大恐惧”引发出两条相悖的救国思路。 有一个溯因寻源的演绎模式：中国的积弱与落后，有诸种表征和原因。所有的直接原因，都是“根本”原因——国民性造成。而国民性的形成，则源于传统文化与民族基因。从这个演绎模式导出了曾经得到广泛认同的推理逻辑：倘若不变革中国的文化模式，不重建民族的文化心理，一切改革都将流于浮面。文化先驱们不无偏颇地确定了文化变革在近现代历史过程中的根本地位和突破口意义。 事实上，自20世纪初年以来，每当变革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遭失败、受挫折的时候，总有一些知识分子从精神的方面、从文化的方面，从“民心”、“民气”、“民智”，从民族的历史负累去找原因。这方面的原因又极易找到。郭沫若后来曾追述这一思想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国的积弱，在往年的一般人认为是没有近代的国家形体，没有近代的产业，所以在我们的幼年时代，才有变法维新、富国强兵的口号。就在那种口号之下闹了几十年，中国在形式上算是形成了新式的共和国，然而产业仍然不能够振兴，国家仍然不能够富强，而且愈趋愈下，于是大家的解释又趋向到唯心主义方面，便是说中国民族堕落了，自私自利的心太重，法制观念、国家观念太薄弱。因而拯救的法门也就趋重在这一方面。”（注：郭沫若：《创造十年》。）每当中国知识分子把拯救中国的“法门”趋重在精神的方面、思想的方面、文化的方面，他们便对文学怀着殷切的期望：期望文学为变民心、振民气、开民智出力，期望文学成为民族复兴和社会变革的先导。1917年初，当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呼唤“文学革命”，正是沿用了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启蒙先驱们一以贯之的思想模式，将文学与“救国”、与社会进步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他认为：“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生若何效果也。”进而，他有“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论断。 五四时期站在“文学革命”旗帜下为先驱者助阵的傅斯年，将“文学启蒙”——“文学救国”的逻辑表述得十分清晰：“到了现在，大家应该有一种根本的觉悟了：形式的革新——就是政治的革新——是不中用的了，须得有精神上的革新——就是运用政治的思想的革新——去支配一切。物质的革命失败了，政治的革命失败了，正在有思想革命的萌芽了。”“想把这思想革命运用成功，必须以新思想夹在新文学里，刺激大家，感动大家，因而使大家恍然大悟。”（注：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胡适也是把文学看作“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他首先着眼于文学语言的“改良”，则是因为“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注：胡适：《尝试集·自序》。）。 五四新文学诞生于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历史洪流中，诞生于中国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地探寻民族出路的艰难行程中。发难者们尽管力薄势单，却有意识有组织地发动了一场文学运动。五四文学变革所呈现出的规模、所显示出的力量也使它足以称得上“运动”。五四文学运动的倡导者把文学当作解决中国问题的突破口，他们在“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之间，设置了一个特别强大的中介：道德革命。于是，“伦理”和“文学”成为时代的中心议题，“道德革命”与“文学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立着的两面旗帜。“新文学的提倡差不多成为五四的主要口号。”（注：茅盾：《读〈倪焕之〉》，《文学周报》第8卷第 20号，1929年5月12日出版。）“文学， 充当了思想革命的第一线的冲锋队”（注：茅盾：《五四运动的检讨》，《前哨·文学导报》第1卷第2期，1931年8月出版。）， 它比当时的政治生活更深刻地表现了时代的灵魂。 与此同时，怀着另一种“大恐惧”，即怕“‘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的人们也整理出另一条“救国”的思路。 李涵秋的章回小说《还娇记》里，一位老先生为儿子讲诗时说：“中华国的国粹仅仅剩此一脉。”（第一回）中国诗文向来是维系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因素，在五四之前民国与帝制交替的那几年里，在一片“人心日非，世衰道丧”的慨叹声中，诗文及其它文学形式成为挽回传统文化沉沦厄运的最后希望之所寄。在这种希望中，仍然包含着以文学与国运相联系的思路。一位持守旧立场的作者在题为《文学与国家关系》的文章中写道： 我国开化最早，文学卓著，腾踔全球。今举四千年独得之薪传任其摧残，不事匡救，是人不亡我，而我自亡之矣。可不痛哉，可不痛哉。然则如之何而后可，曰必先根本解决。晓然文学与国家关系之密切犹之布帛米粟，不可一日无，锐意持维，共同拥护。文学一日存在即国家一日存在，发挥其精理，会通其真诠，将见磨砚观感，通国向风，安知菁英之化不复倡于神州旧壤也哉。（注：慕韩：《文学与国家关系》，《学艺杂志》第1期，1912年11月出版。）
